作者：许振国

　　《新京报》11月18日发表评论员陈永苗社评《消除歧视呼唤“平权法”》，昨天秋风发麦署名文章《企业可以“乙肝歧视”》，对陈永苗的社论进行批评。秋风的文章看后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首先这样的标题有错误，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意思基本上是“私人企业”可以“乙肝歧视”，说成《企业可以“乙肝歧视”》，是不对的。

　　其次，即便是“私人企业”也一样不能“乙肝歧视”。私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就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当然也包括其他不同的社会组织，雇佣人员都应当基于契约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决不是无限制的。国家组织必须承担的义务，私人组织也应分担，不能一味追求“私人利益”。否则，所有的义务都由国家组织承担，这个社会还能运行下去吗？社会也就不能称之为社会了。

　　歧视是一个社会概念，那么社会态度对于歧视现象的出现起决定性作用。据统计，我们国家的企业组织大致为“三分天下”：公有1/3，私有1/3，合营1/3，如果把私有与合营加起来，已占国民经济的六成以上，如此之多的企业，如果都实行“乙肝歧视”或者允许“乙肝歧视”的存在，这是否表明这个社会的歧视已经达到了让人难以容忍，乙肝病人已经到了生死不如的境地了呢？

　　所谓“国家”，不过是“经济”和“社会”的共同体，“经济”的目标是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或者简称“效率”，“社会”的目标是追求“社会效益”，实现“社会公平”或“社会公正”。追求效率和实现公平，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缺一不可。

　　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平当然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公平，例如，它包括调整贫富差距、治理贫困、消除犯罪、保护环境等等，当然也包括消除各种各样的歧视：如性别、年龄、种族、疾病(其中就包括乙肝歧视)等。如果说，中国改革发展的前20年(1979-1999年)遇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的问题，那么，它的后20年遇到的主要就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包括歧视，也包括“乙肝歧视”。这些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单靠国家组织可以一力完成的，各种各样的企业组织，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建设过程，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毕竟，《宪法》中关于公平的条文决不可以束之高阁，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也不应是一纸空文，那么“私人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也应当为《宪法》精神的落实出一份力，而不是像秋风文一样将所谓的“空头法理”高高地摆在自己的头顶，作为逃避责任的“遮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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