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又一个贪官栽了，他是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张秀发，他倒在了预算投资7.6亿元、修建43层、被称为“三湘第一高楼”的长沙市第二长途电信枢纽大楼上———仅仅在这个工程上，他就“笑纳”了100万元贿赂。(11月25日《燕赵都市报》)

　　类似的故事不久前曾经在温州上演过，高达93.05米、让温州人痛恨了整整6年之久的腐败楼———中银大厦烂尾楼在今年9月28日随着一声巨响灰飞烟灭，这座由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投资建造的高楼牵扯出温州金融系统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案，共有43名干部被抓。

　　越来越高的楼，带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张秀发以及温州43名被惩办干部的故事似乎正在验证这种可能性。不过，如果张秀发和温州43名被惩办干部没有东窗事发呢，那么“三湘第一高楼”和中银大厦也许会成为他们引以为豪的政绩。

　　这些年来，高楼大厦正成为象征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标志景观；城市中占据最佳地理位置、装饰豪华的建筑，多数不是企业、商业用楼，而是党政机关和其职能部门的办公楼。如此庞大的投入，事前预算是否经过科学的论证，事中是否接受审计部门的独立监督，事后有没有将所有投入明细公之与众？从经济学上讲，投资是为了获得收益，而有关部门兴建高楼的这笔巨额投入，又收获了什么？

　　没有官员反对“盖楼风”，恐怕是因为他们与高楼建设衍生了一种微妙的利益关系。即使我们排除贪污挪用等“显性腐败”，实际上入住政府高楼的每个人也都利益均沾。富丽堂皇的大楼、豪华的设施，人人享受其中，这种“隐性腐败”也就消解了体制内的所有阻力，使其成为畅通无阻的“内部民心工程”。

　　对于像张秀发这样的官员来说，“盖高楼”的危险系数其实是很低的：无论是《预算法》还是现行的财经纪律，只对“挪用、贪污、浪费”予以追究，而对预算失误的追究与处罚则语焉不详。这就引出又一个命题：如果张秀发没有贪污，那么，“三湘第一楼”就该继续建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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