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贵平

　　据2003年11月20《中国青年报》报道：从11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中国国家预防自杀计划”研讨会，吸引了大批中外精神卫生问题专家。据介绍，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尤以农村年轻女性最高；农药是主要的自杀工具。研究发现，80%以上的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都是农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50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未遂。其中，75%是服用家中存放的农药自杀的。

　　要分析农民为何爱喝农药自杀，首先得弄清农民为什么要自杀。近年来，农民被“如狼似虎”的乡镇干部和苛捐杂税逼得自杀的新闻时有发生，但相对于8亿农业人口而言，这只是极少数，农民自杀，多数是因为家庭矛盾引起(几乎每个村庄都发生过)：比如或婆媳关系不和，夫妻感情破裂，媳妇生了女孩被婆家歧视，分家后，老人生病无人照顾。此外，邻里纠纷和贫穷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没钱看病没钱读书没钱交税没钱过日子，都有可能导致农民自杀。

　　自杀的农民对农药情有独钟，首先是因为农药简便易行。相对而言，喝农药自杀与其它自杀方式相比显得“轻松痛快”，这和市民爱开煤气自杀是一个道理。其次，除了实在是走投无路决意一死的，许多自杀者尤其因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而自杀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一时糊涂，潜意识里其实不愿死，只是想以极端的方式威胁一下对方，而喝农药抢救过来的余地较大(如果喝的是假农药，那就更“安全”了)。我也是农民出身，我的堂叔就曾经喝农药自杀未遂。堂叔晚年患了胃癌，因为没钱治疗，只好在家里等死，有一天痛得无法忍受，便从床铺底下找出一瓶农药一口气喝了精光，之后便翻江倒海狂吐起来，吐过之后，胃居然奇迹般不痛了，从此能吃能喝还能下地干活，又活了五年才去逝。

　　今年年初，曾经读过一篇《正是故乡花开时》的短文，文章虽短短，却让我震撼不已，作者腾刚用诗意而幽默的笔调描述了农民和农药：“……我看到农药瓶总会想到死亡。我乡下的亲友们则说他们看到农药都有一种冲动，一种想把它一饮而尽的冲动。真是奇怪，农药是治虫的，但在老家，农药不仅用来治虫，它越来越成为家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没有农药的时代，老家人自杀方式通常是上吊、跳河、撞墙、割动脉。自从有了农药，喝农药也了他们自杀的惟一方式。当一个人爱别人爱到极点时他(她)可以喝农药；当一个人恨别人恨到极点时他(她)也会喝农药。夫妻、婆媳矛盾，也是通过喝农药解决的。农药实际上已经成为老家人解决情感问题、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他们捧起农药就喝，就像喝可口可乐一样。农药成为一种惩罚自己又惩罚别人的最佳选择。虽说农药使不少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大部分人喝农药都被抢救过来……”

　　这是多么残酷多么黑色的诗意和幽默，为什么会这样？长期以来，农民基本上处于无人关心无人问的境地，他们不仅在遭受屈辱欺压时投诉无门，在家庭感情事业等心理问题上更是求诉无门，看看铺天盖天的媒体，有哪家媒体在关心农民？我常常接到这样的约稿：“本刊(报)拒绝农村题材，文笔和内容请尽量城市化小资化”，农民已经无电视可看无书可读，由于被剥夺了公平受教育的权利，农民的素质迟迟得不到提高，当他们的心灵一时系上解不开又没有人帮他解开的疙瘩时，只好把瓶问农药了。

　　农民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但处于绝对弱势的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脆弱的。党和政府在向他们进行物质扶贫的同时，别忘了精神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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