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第16个“世界艾滋病日”，在媒体上，这个题目正在成为“老生常谈”。但今年围绕这一话题的新闻还是透露出一个变化：中国政府正以急切和主动得多的态度、动作，投身于这场艰苦的战斗中。

　　11月6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世界经济论坛2003年度中国企业高级峰会”上表示，中国将为农村地区以及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今年这一获益群体约有5000人，明年计划对所有符合条件者实施。考虑到艾滋病治疗的高昂费用和中国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的现实，这一承诺尤其表现出中央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的深切忧虑和阻击其发展的决心。

　　政府的态度令人信心倍增，但是，我们更期盼各级行政官员能够站到防艾抗艾的先锋位置，努力推动相关的宣传和政策落实。因为官员尤其是地方行政首脑的行动，不仅会成为引导舆论的标志性符号，而且在有着上行下效传统的行政系统内，效果也十分明显———不久前温家宝总理为农民讨工钱，不就极大地推动了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吗？

　　在中国，目前人们最熟悉的“艾滋病大使”是濮存昕，一名演员；最令人感动的“防艾斗士”是高耀洁，一位70多岁、自费印刷61万份宣传资料的医生；最轰动的防艾宣传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上，他拥抱并鼓励了一位年轻的感染者，以真诚和有说服力的动作纠正着社会的偏见和歧视……

　　许多人在看到这一拥抱时感慨：从来没有见到哪位国内官员做出这样简单而又有效的“宣传”。在这种对社会观念影响深远的行动中，为什么很难见到政府官员打头阵、做先锋？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我国目前已有艾滋病感染者约84万人，感染人数居亚洲第2位。有关专家承认，要完成“到2010年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控制在150万以内”的目标难度相当大，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到时实际的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同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却显示，国内只有三成公众关心艾滋病病人，连一些医生也躲之不及———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指出，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偏见与歧视，不仅无益于防范其蔓延，甚至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灾难。

　　显然，艾滋病已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作为管理者的各级官员，没有理由不像濮存昕、高耀洁、克林顿一样站出来，以行动促进公众的关注和支持。

　　实际上，因为地方党政领导的漠视、隐瞒和纵容而导致艾滋病局部爆发，我们是有过教训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正是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河南部分农村的非法采血现象严重，直接导致艾滋病在该地区的蔓延，甚至出现了感染人口密集的“艾滋病村”！

　　如果说当时的“讳疾忌医”还与整个中国对艾滋病的威胁认识不足有关的话，那么在第16个世界艾滋病日的今天，各级官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拿这个理由搪塞的；相反，防范艾滋病灾难的严峻现实，需要他们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面对、敢为先锋的行动来。

　　官员站出来的一小步，不正是政府防治艾滋病灾难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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