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束学山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近日在一次座谈会上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内容为何减少了呢？敬一丹说，舆论监督类的节目几乎无一不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制片人、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了(人民网转自www.CCTV.com)。我们知道，央视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一度被国人称为“焦青天”，就在于它强有力的监督力量。观众喜欢就在于它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敢于讲真话，反映人民的心声。但是，现在《焦点访谈》的“焦点”慢慢转向了，不再把镜头对准社会问题，不敢再搞批评报道了，央视舆论监督尚且如此，更何况其它地方媒体了。《焦点访谈》的苦衷折射出我国舆论监督的困难。

　　早在1998年，央视门口每天都有两支长队，一支是衣衫褴褛的上访告状者，一支是西装革履的说情者。从那时起，《焦点访谈》就不断跟这些说情者斗智斗勇。然而，从现在来看，《焦点访点》的舆论监督内容比较大的减少，不能不说是说情者暂时战胜了上访告状者，更准确地说是战胜了《焦点访谈》。这些说情者为何能撼动央视的制片人甚至是台长？而制片人和台长为何在这些人面前屈服了呢？这些人有什么权力背景？有什么样的通天关系？我以为这本身就是《焦点访谈》进行舆论监督的一个好选题。如果说，以熟人老乡的身份出面说情还带有个人行为，那么以“组织”的形式出面，就不能不让我们反思了：这些掌握权力的“组织”为何害怕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若不敢或不能监督“组织”还能监督谁？我们从央视的妥协中不难看出这些说情者的巨大能量，看到舆论监督终变成“监督”舆论的不幸事件的发生。

　　“搞舆论监督最头疼的就是说情，这是舆论监督的天敌。”一位《焦点访谈》的记者如是说。按照著名学者吴思的说法，说情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潜规则”。它不是按照公开的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则进行，而是以人的关系远近、情感的深浅、利益的大小来影响、干涉正常的规则。“潜规则”是一种私规则，而国家的法律等是公规则，在有些时候，私规则往往比公规则更有影响力，甚至决定一事物的发展方向。说情本身就是一种腐败，被批评的对象会动员所有的社会关系，向一家媒体的各个岗位游说、施压，甚至贿赂，直至将报道扼杀在摇篮之中。当私规则盛行的时候，表明我们法律的权威正遭到私规则的强烈挑战。如果当前的法律状况不改善(如没有舆论监督法)，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媒体监督，将永远处在一种弱势状态。

　　《焦点访谈》并不是让人开心、让人欢笑的节目，它是给人痛感和警示的节目，它能让人对社会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它对社会的意义如同让人对身上的疥疮一样保持痛感，进而能保证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没有疼痛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愿自审缺陷甚至腐败的“组织”和个人，最终也会腐败掉。

　　也正是从这种高度的认识出发，近日，总理温家宝诚恳地说：“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息人亡。”而民主监督的前提需要法律的保障，如果一任“说情”这样的潜规则盛行，最终会使舆论监督销声匿迹。(南方都市报200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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