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可

　　河南濮阳市自从1997年实行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办法以来，大约共接受了110多个孤残儿童，现在还有25个，这当中除了一些健全的走失儿童被接走以外，其他的基本都死了。死亡率在2/3以上。(《南方都市报》12月8日报道)

　　在濮阳市，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代养孤残儿是当地生活困难家庭妇女们的一个职业，也是替政府分忧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说，“代养孤残儿”甫一出现，就具有了双重目的：有纯真的人间真情，也有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方面，因此，随之而来的种种争议也就难以避免。

　　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幅尴尬场景：政府认为孤残儿收养者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不令人放心，或者自身无法完全承担起抚养孤残儿的种种责任，但政府自身资源也不足以支撑所有孤残儿的抚养；捐赠者担心自己的爱心捐赠不能完全到位，甚至发生捐赠款项被挪用的事件；收养者则不无委屈地抱怨个人能力有限，亟需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但却总遭遇种种误解，让自己的爱心遭受伤害。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越来越朝着“有限政府”方向转型，政府的许多职能都开始转交社会中间组织操作，民间慈善事业也是如此。但现在社会更多地是从社会道德层面探讨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忽视了民间慈善事业要长远发展必须依靠法律的保驾护航。

　　所以，探究“代养孤残儿大量死亡现象”中各种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发现，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民间慈善事业相关法律的缺位，政府和民众之所以担心民间慈善操作过程中资金的流向、担心民间慈善从事者的个人操守、担心孤残儿能否受到足够的照顾，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一部条文相对详尽的法律，来明确界定政府、慈善从事者以及被收养的孤残儿三方之间的责、权、利，于是在整个慈善事业运作过程中规则性缺乏，随意性较多。

　　如果参考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比较发达的美国，就可以看出，在拥有近4万个民间慈善基金会、约1900亿美元慈善基金的美国，法律规定了政府监管的权限和责任，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主要是国税局、州检察长办公室等)依法对非营利机构包括基金会进行管理；法律鼓励社会监督的作用，包括社会舆论、民间评估机构及公民个人监督等，都像一只只明亮的“眼睛”盯着民间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情况；法律规定了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内部制度，特别是资助的申请、拨付及运营费用的预算、核销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些都有着法律制度上的保障。

　　据悉，民政部将出台《儿童家庭寄养管理办法草案》，对这种孤残儿童的养育方式将予以充分肯定。不过，仅仅出台一部关于儿童寄养方面的法规是不够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还需要一套完整的对应法律体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避免“濮阳孤残儿死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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