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少华

　　7月22日，一外地青年男子在北京潘家园美福园超市门前自焚，被警方及时送到医院救治。《北京娱乐信报》报道了他自焚的原因：他从7月1日从老家来北京，一直没找到工作，身上只带了200元钱，舍不得花，露宿在过街天桥下。他走到潘家园一个超市门前时特别口渴，就在这家超市偷了一根雪糕，但却被一个工作人员抓住了，还拉进超市里罚了100元钱。

　　这位男青年告诉记者：“我求他放了我，说我知道错了，你就罚10元好不好啊。”“他就是不答应，我买了一瓶酒，在超市门口倒在身上烧，但没点着。我又找超市的人要了两回钱，但他们就是不还。我没办法，就花了6元钱买了两升汽油倒在头上，点着了。”

　　我读了这篇报道，感到很难受。我想象着一个被罚10元就不会死，而被罚百元就选择死的人的绝望心理。我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自尊心和羞辱感的选择了，而只是穷困。一个穷困的人可能做许多事情，包括去抢劫等更严重的犯罪，当然也包括选择死，其中最轻的危害就是偷吃一根雪糕。那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抓住了他，可以让他只是交出一根雪糕钱，可以罚他10元，也可以把他“扭送”到公安机关，但最终以罚100元的严苛处罚而让他选择了死。同样违法，那个偷吃一根雪糕的青年选择了对他人最轻的危害；而那个超市工作人员却选择了对他人最重的危害。

　　这个人的“心理承受力”(其实不只是心理，还是物质)可能脆弱了一点。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实例，它向我们显示穷困可能导致的极端选择。而由于社会开放、人口流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可能随时都会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不去帮助他们，你也可以随时警惕他们侵犯你的财产权——包括一根雪糕的财产权。但是，你有责任不因为你的过度反应而把他们逼到选择自杀的境地。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已经非常脆弱的人了。

　　贫困使人脆弱，这个偶发事件是再好不过的例证。

　　这个因为口渴而偷了一根雪糕的青年，让我想到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那个因为饥饿而去偷一块面包的冉阿让，冉阿让因此被判五年苦役。我想的不仅是处罚重不重的问题，而是处罚本身在道义上的正当性问题。应该想到：一根雪糕、一块面包对于他们的意义，与对于我们许多人的意义是绝对不一样的；100元钱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的价值也完全不同。对于那些因为饥渴而处于脆弱的生存边缘的人来说，同样的处罚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味道——这让我怀疑处罚的道义性。

　　在法律与冉阿让的“罪行”之间，雨果谴责的是法律，而不是偷了一块面包的冉阿让。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法律了，却仍有这样严苛的“民间处罚”。它们对确实偷了一块面包、一根雪糕的人，可能仍然具有直接的、可以逼迫后者走向死路的效力。

　　我不是要混淆是非界线，我不是要把偷说成“不是偷”，把抢说成“不是抢”，我不是要以良心和温情为壁垒森严的法律撬开一条缝隙。我知道，法律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就表现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权衡：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超市一根雪糕的财产权根本无法与一个穷困饥渴的人的生存权相比。但这件事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可能维护了自己的财产权，却威胁了一个人的生存。

　　(发表于2003年0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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