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红

　　一个6岁孩子放学后等着妈妈来接，而妈妈却忙于做一个人的思想工作拖延了4个小时才出现。这位母亲见到儿子不问冷暖先谈神圣使命：“孩子，你受委屈了。可是妈妈有着太多的责任啊！也许她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但她绝对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这是演讲者饱含深情描绘的一位母亲的形象，她因公忘私、党性坚强，工作总是放在第一位，以致未成年的儿子在寒风瑟瑟的冬夜苦苦等待长达4个小时。我不知道这样的场景、细节是否毫无虚构和臆想，假定完全真实，那么这位母亲确实让我感到不可理喻。一个优秀共产党员难道不能同时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母亲吗？母性和党性应该是可以兼容的。

　　我最近有幸应邀担任一次演讲大赛的评委，参赛选手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年轻公务员和干部。我很快发现，在貌似热情澎湃、慷慨激昂的演讲中充斥着连篇累牍的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精心塑造的“英雄人物”苍白虚伪、故事情节漏洞百出，鲜有真情实感的表露———偶一出现就赢得掌声和高分。特别巧合的是，多个演讲者都试图用母子、父子的故事打动听众，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他们演讲中的父母好像都不食人间烟火，个个铁石心肠，他们和孩子的关系也不同常人：

　　赞美一位护士长———工作13年，每年春节她都守在病房，无暇爱抚女儿，无心顾及丈夫。身为人女却不能尽孝道，身为人妻却不能尽责任，身为人母却不能给孩子更多的爱。

　　讴歌一位警察———SARS时期，父亲突发脑溢血，见到儿子来探望便动员他回到岗位上去，儿子“听着生命垂危的父亲坚定有力、命令般的斥责(垂危老人说话还“坚定有力”？)”，他咚地一声跪下，含泪磕了三个响头，大呼：“爸，不孝儿回去了！”

　　褒扬筑路工人———年幼的儿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到省城比爷爷和爸爸那个年代快多了？妈妈微笑着说：“那是因为修路的叔叔本领大，让大山都低头了。”儿子表态：“长大后我也要成为能让大山低头的人！”(真像是一个童话故事！)

　　以我的粗浅理解，演讲当然是一门艺术，古今中外流传至今的成功演讲无不贯穿真情实感，立论严谨、思想深邃、语言生动而朴实，越浅薄的演讲越需要堆砌美丽的辞藻和宣扬宏伟的理论，甚至虚构浮夸以博一粲。大凡不是发乎内心的情感表达，一定矫揉造作、虚情假意。

　　我努力思索，演讲者们为什么要用貌似动人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情塑造那些背离真实的人物———甚至有的情景、对话连他们自己也肯定不相信———并热衷于拔高原型呢？为什么恨不得穷尽溢美之词？为什么喜好空洞的大话套话？我相信类似的演讲不会是个案，具有普遍性。尽管吹牛不上税，但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把吹牛当做一项事业来进行，恐会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我尝试着对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略加剖析：

　　为宣传英雄模范就可以夸大、嫁接、扭曲客观事实的思维模式仍然难以改变。演讲者(或文稿捉刀者)习惯把亲情和党性对立、割裂开来，似乎优秀共产党员就应该撇下冬夜寒风中的幼儿方显出特殊本色，如同“文革”期间样板戏中那些不男不女的“英雄人物”，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可笑。仿佛只有舍弃亲情、爱情才能突出赞美对象的高尚情操，有时甚至不顾常理人情和实际情况，强行给人家脸上贴金。比如此例随处可见：一位技术骨干的妻子在国外攻读博士，他动员妻子回国，妻子就毅然放弃了瑞典、加拿大等地著名大学和研究所的高薪聘请……这种违背事实或随意玩弄真实的做法只能哄骗黄口小儿。

　　一些人习惯把赞美当做廉价的奉承，吹捧领导、讴歌被定为宣传对象的人物惟恐词藻不够丰富，挖空心思、竭尽所能。凡英雄个个都危难时刻显身手、惊涛骇浪无惧色，十全十美。

　　宣讲的高尚情操与实际行动的严重背离。所谓说一套，做一套，演讲者们潜意识早已受到“教化”，被宣传的对象一旦成为演讲目标，他(她)在听众耳朵里就必须是完美而高大的，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被“生吞活剥”为我所用。包括演讲者在内都相信，说是那么说，该怎么做还怎么做，那不是一场演讲比赛么？

　　一定范围内语言表达方式的异化。很多场合很多人似乎已经不会用本能的语言表达，而下意识地转化为特定的语言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废话。他们已不习惯使用个性化的语言表述，上面怎么说就鹦鹉学舌，反正跟着说总不会错。于是就有一个普通的公路收费人员激昂地说：“汗凝大地为中华，我以我血荐轩辕”。

　　类似的演讲、报告我们司空见惯了，当真的人也不多。尽管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听真话实话人性的话，但面对慷慨豪迈的语言还是选择了沉默，真的很奇怪。

　　真希望这些演讲者和演讲的组织者们想想怎样做到“三贴近”，怎样使思想政治工作入耳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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