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劲

　　一面是数以万计群众热切的期盼，一面是信访干部们无力处理的难言尴尬。信访制度体制改革的钟声该敲响了！

　　自10月11日刊发《信访的体制瓶颈亟待突破》一文，历数目前中国信访体系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之后，《瞭望》周刊12月8日再次将舆论的手术刀伸向当代信访制度困局——《2003年中国遭遇信访洪峰新领导人面临非常考验》。从两篇分量颇重的长文中，人们不难读出目前信访制度所面临的尴尬角色。报道中说，“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大军，在首都北京汇成一道道强劲的"寒流"，仅从今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从今年1月1日到11月26日，就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五分之一；其中新信33369封，重信19483。在同一时间段，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三分之一”……按照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所说的信访者有80%都是有理论的推想，这么大批的群众真能通过信访解决问题吗？

　　相信，现在谁也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瞭望》周刊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与庞大的群众信访量相比，信访立案数只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字，其概率被认为与彩票中奖率差不多。而由于信访机构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大部分信访事项被无形地消化掉了，许多信件批转到有关部门就石沉大海”。

　　信访机构的设立曾作为了解民意、倾听民声的重要部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长期的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显示了很大的威力，为众多的干部群众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政策，为中国摆脱“左”的错误路线立下了赫赫功绩。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各种矛盾的多元化、复杂化，信访工作也暴露出了瓶颈性问题：信访机构过多过烂，上至全国人大中央各部位办，下至县乡政府都设立了信访机构，但工作效率低下，信访成本高，同时，因为职权、职能、地位被“矮化”，造成了信访机构仅仅类似于一个“群众接待室”，做些“收收信件、听听意见、报告领导、等待处理”的简单工作，起到的是民众意见和建议传达与有关职能部门处理之间的中介作用，本身并不具备一定的处理矛盾和信息反馈权限。

　　部分官员的权力滥用、司法部门的错审错判、行政机构的渎职失职等等问题是造成目前“上访大军”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消极腐败现象并不是我们所独有，任何历史时代、任何制度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相对比较突出，是因为许多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而造成了一种积累效应。但是，现在让无职无权的信访部门，肩负中国社会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包袱，去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积累和扩散，显然不符合实际。大批的矛盾和问题都集中在信访部门，依靠领导的批示，依靠一些部门短时期的配合，显然也只能暂时化解矛盾，或是偶然化解部分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信访工作必须改革，但是怎么改，我们是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树立信访机构更大的权威？或是通过赋予其独立的行政职能和特权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还是考虑建立新的权力执行机构，来从制度设计上为根本消除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做一些探索？这都是目前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

　　为了完善国家的制度体制，建立公正、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设立相对独立的社会司法评判(或执行、检查)机构，以消除腐败问题。改革开放的25年中，中国也不断的对此进行了探索，党内设立了纪委、政府设立了监察局、司法系统设立反贪局、各级政府和部门设立信访办，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机构也只能发挥有限的权利，纪委、监察局无法制约同级党委和政府、反贪局基本还属于同级公诉机关的延伸、信访办更像是受理群众意见的秘书室，因此，做新的体制上的探索和设计很有必要。

　　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针对目前群众反映突出的普遍存在的各地执法标准不一，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和徇私枉法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道民，借鉴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做法，提出了设立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阶段性改革措施，就是一种在体制上的可贵探索。对此，应该鼓励探索，鼓励实践。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就是要法治体系建设的完善。我们强调市场经济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那么，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许多西方独立的司法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冲破禁区，勇敢地借鉴、学习、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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