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

　　我和毛泽东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先后只不过是两次。在参加会议或听他讲话等公共场合，远远地见到他的次数也不很多。读他的著作和听别人对他的叙述，有些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如果他没有发生六十年代以来的某些错误，我也不会遵照他所说的两点论那样去认识他。六十年代初或五十年代末，我在讲话或写作上都引用过他那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论点。但我自己，实际上却长时间违背过这一正确论点。这就是说，我在理论上反对盲目崇拜，但我对他的敬仰也不免带有崇拜的意味。

　　我长时期对毛泽东的信仰，并非象教徒对待上帝那样的迷信。我对他的信仰虽有崇拜性质，但在认识上却不是盲目的。是他那历史的功绩，富于个性的言行，直接间接地给我造成了很好的印象。

　　四十年代初，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工场工作。记得当时有两件小事，也能使我感到堪称伟大的毛泽东，竟自那么平易待人，言谈幽默。一件是他穿着有补钉的衣裤，在广场上给鲁艺全体作报告。当讲到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引用“黔驴计穷”的寓言时，还模仿了驴子的一个动作，用一只脚向后一蹬，引得我和大家一样都笑了。我自觉在这样的笑里，主要不是觉得这个动作滑稽，而是它体现着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亲切关系。我相信他在重要会议上一定很庄重，但他此刻对我们毫不见外，深感他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首长架子。另一件，是院领导陪他到西山看望工作人员。当走到我住的窑洞门口，听说我是搞雕塑的，他立即说：“你是做泥菩萨的。”我当时完全没有领会，他这话的内涵是指对神的崇拜，只敏感到他那应用群众语言的习惯，和这种语言也有幽默特征。后来，我写作时和别人一样，称他为“我敬爱的毛主席”。这话并非违心的套语。而是以我自己的特殊感受为依据的。

　　1942年院方把我从甘谷驿调回延安，参加在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第二次会议。当时偶然和他坐得很近，但彼此之间没有机会说话。当天我只注意到，他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事时，字迹很大。一向节约纸张的我，对此觉得是他不拘小节的性格表现。比这种琐事更重要的印象，是他在第三次会上的长篇的讲话。当他谈到将要整顿三风时，说延安好比一潭死水，用棍子一搅，沉渣将会泛起(这几句话在报上发表时还保留着，印成小册子和辑入选集时被略去了)。这几句话，当时给我造成了深刻印象。不只觉得这种比喻生动活泼，而且认为这话并非幽默性的戏言，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

　　后来的整风，特别是审干运动，证明了我对他的比喻语的内涵的预感没有落空。审干运动伤害了不少干部。当审干结束后，他在延安大学讲话时，脱下帽子向听众鞠躬致歉。这一出入意外的表现，大大增加了干部们对他的信仰。我相信，他那强调自我批评的论点，也具体贯彻在他的这一行动里。我在运动中没有受到伤害，却和受伤害者一样接受他的鞠躬道歉，因此深受感动。真所谓坏事变好事，在后来的战斗中，这些受过伤害、忠于革命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信仰毛泽东的另一依据，是和我当时的工作相关联的。我为中央党校新建大礼堂作了毛泽东浮雕像，大家把它抬去安装到建筑物留下的园洞上。当场副校长彭真问我能不能作全身像。我说能作；能作塑像的条件是给毛主席拍摄几张同一姿态而角度各别的全身像。彭真同志欣然答应，这成为我的一种期待(等待有照片作塑像的参考)。不久，钟敬之同志(美术工场负责人)间接向我转述这事的结果：毛主席不同意给他拍照；理由是胶片那么难得，用以给前方战士拍照，比给我拍照重要得多。我虽惋惜不能因此为他作全身铜像，但是，也像他反对用他的名字给城市命名那样，他那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和观点，增加了我对他的敬仰，也可说是对他的崇拜感。

　　重说一句：这种崇拜感与个人迷信有质的不同。

　　四十年代后期在张家口，我为做好毛泽东像访问过许多同志。访问过胡耀邦同志，更多地是要熟人说出他们的感觉和印象。我发现，别人和我一样，好印象是以实际的感受为基础的。我当时访问别人所得到的印象，最感人也最深刻的，是来自延安鲁艺(在华大戏剧系)的熊焰的谈话。她说：当毛主席一走进临时当作舞厅使用的延安鲁艺大礼堂时，她猛然觉得大屋子仿佛突然变小了。这是领导者的这种偶然出现所造成的幻觉和错觉，其实并不偶然，而是敬爱之情的自然流露。她的这种特殊感觉，是和她平日对毛主席由衷的敬仰有内在的联系。我至今还认为，这种幻觉和错觉的性质和意义，正如战斗中的士兵对他们的统帅的信任一样，也是文艺工作者自然形成的一种情感态度。

　　有一印象直接关系到我自己，似有必要在这里作一回顾。1949年在《文艺报》任编委时，主编丁玲同志对我说，毛主席曾问她，你看过王朝闻的文章没有？还说：“有点马列主义嘞。”作家丁玲同时还讲起，毛主席平易近人的态度，无拘束且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要我在适当时间，同她一起去见毛主席。后来没有去成，但丁玲的转述间接鼓励了我对艺术理论的探索。间接听到上述评价，那种暗暗高兴的心情是不消描述的。当年唯恐引出骄傲自满的误会，除了在家里对简平说过，在机关里却守口如瓶。现在看来，毛主席不只向丁玲说过这样的看法。不久，新华书店王子野同志要我出版论文集。这一点更加可以证明，丁玲同志的转述有据。我的《新艺术创作论》出版之后，听说，沈阳新华书店在橱窗里，以显著地位和方式陈列了这部新书。至于后来六十年代初《红旗》主编陈伯达要我去讲美学，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同志写信给我介绍一位所里的青年美学工作者(要我帮助他探讨艺术现象)，当年出现的这些现象，也许和毛主席对我在天津《进步日报》上发表的《致友人书》的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大有关系。

　　不妨附带提到：我在1949年11月25日的《新艺术创作论》的《初版自序》末段里，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作了暗示性的叙述：“在这些短文的写作过程当中，得到了许多增加写作热情和勇气的鼓励。其中，有我们最敬爱的同志的鼓励。”我所指的“我们最敬爱的同志”，那暗示性的表达方式近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当时为了避免引起写作“夹私货”的批评，不敢直说又不忍不说。基于感谢毛泽东同志对我的研究成果的肯定，所以不禁在《自序》里作了上述藏头露尾的表述。也许这种表述，曾作用于这本集子的多次印刷发行。但1967年造反派审问我时，我对这话的来历存心“耍赖”。对方问：毛主席怎样鼓励你？我谎说那也许是谣言，我从来没有接近过毛主席，“最敬爱的同志”是一种泛指。我这么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因，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避免引起“捞稻草、垂死挣扎”的再打击。后来，没有因此受到“不老实交代”的指责。也许，这也得感激在那么复杂的情势之下，毛泽东的评价对我还起着“救生圈”般的作用。

　　当时我还隐瞒了另一个事实：1955年，我、蔡若虹、张谔都在中南海和毛主席接触过，而且，毛主席对我的和蔼态度，与上述丁玲同志的转述对得上号。事先，我得美协秘书长张谔通知，说毛主席要看全国美展的作品。除了把作品送到中南海，还要我陪同看画，以便和蔡若虹一起回答他可能临时提出的问题。次日去时，看见靠桌子椅子摆了一地美展作品。毛主席进屋之后，要我们和他坐在一起。蔡若虹和张谔坐在他的右边，我坐在他的左边。我一反平时好说话的习惯，只默默地陪坐着看画。但脑子并不平静，随时注意这些作品的特殊点。当时所看到的作品，多是些生活现象的如实记录都显得不太有趣。毛主席默默看了一阵，突然转头向我。也像四十年代在延安说我是“做泥菩萨的”那样，带点开玩笑的口气问道：“理论家，这些作品你看怎样？”我理解“理论家”一词带着轻松意味，但我仍颇紧张，不敢随便说话。我对前半句的话一直有深刻印象，对他提问的后半句话的原话没有确切的记忆。但上述记忆对原话的基本内容，不会有错。当时我体验到他对作品有所不满，不过是要我们先说说看。附带提到：“文革”以后，若虹同志写的回忆录，和我自己当天的深刻印象小有出入。若虹说我先说出自己的意见，其实我当时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事实是：毛主席先向我提出问题，我才作出即兴性的回答。当时，我对自己的回答不是信心十足，只不过是按我自己对这些作品的认识，说出大意如下的话：主席所提出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关于创造典型部分的论述，特别是那创造典型的六个“更”字，已经对这些作品提出了间接的但有批评性的判断。他听后，沉默一会儿，微微点点头。我作回答时，心跳得很猛，等待接受他的批评。但他却这样点点头，这对我是一种非同小可的鼓舞。

　　我想若虹、张谔和我一样，当时都期待着听取毛主席对这些作品的具体意见。好像他在延安批评一些漫画那样，说出对我们的文艺思想一定很有启迪作用的话来。可惜，立刻有人进屋通知他参加对将军服的评选会，未能听到他对这些美术作品的评论。他站起身来，要我们同他前往会场参加评选。在会场里，毛主席单独坐在长桌前面。我没有见过面的将军们，坐了一屋，再就是将军服的样品，会场气氛严肃。我觉得这样坐在那里不太合适，估计不会再有时间对我们评画，我向张谔提出是否告退？张谔征求了秘书的意见，我们没有向大家告别就退出会场。在回家的路上既感到轻松，又惋惜失去听毛主席意见的机会。从此，再没有直接和他接触的机会。也不知因为什么，美协没有设法间接了解他对那些美术品的观感。我长时间为此感到可惜，羡慕音乐家们能够得知他对音乐问题的指示。

　　还有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写出来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毛泽东个性的多侧面。大约是1952年冬或1953年春，我还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奉办公室委托，要我把毛主席送给画家齐白石的两瓶湖南的特产菌油，送到齐白石家里。人们只知道齐白石送给毛主席图章和绘画，不见得知道毛主席对这位同乡老画家齐白石，竟是这么关怀备至的。

　　近读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1945年7月18日《致陆定一等》，使我忆起大约是在1964年发生的一个值得回忆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里指出：“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大约是1964年的上半年，全国美协按照中宣部要求，通知我和蔡若虹等同志，用书面方式写出各人对美术学校的基本练习，可不可以用裸体模特儿的意见。我们书面意见认为：品行不端者对模特儿的侮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但雕塑、绘画的基本练习完全不画裸体模特儿是有害无益的。那时，虽有康生借这个问题在兴风作浪，我觉得应当对美术事业负责，还是坚持说了真话。也许中宣部把我们的意见转告了毛主席。他的《致陆定一等》这封信表明，对有关专业性的问题，是尊重专家和群众意见的，没有受康生的错误意见的干扰。

　　因为自己长期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怀疑过他有错误处。当然，我对“两个批示”是否符合文艺界的情况不是没有怀疑的；至于他对鬼戏问题的判断，当时就不以为十分中肯。为什么当时产生这样的感觉和怀疑？因为，在五十年代初，从两次到大雅宝胡同来访我的田家英同志(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的谈话里，得知毛主席关心李苦禅在教学方面的职务。李系勤工俭学时期的朋友，为职务问题给毛主席写了字迹很大的一封信。我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和副教务长，所以田家英同志为了此事特来找我。此外，还谈到他常到琉璃厂去，替毛主席买线装书。而且后来得知，因为毛主席要读有鬼的故事《何典》，特为他用大号铅字印了一批这部小说。我还得到过这本小说的大字本，阅读得来的印象证实了鲁迅先生的有关论点—谈鬼就是谈人。我相信不信鬼神的毛泽东，对以鬼为形象的小说的认识和鲁迅先生的判断一致。万想不到，后来我谈到有鬼魂出现却是思想端正的传统戏曲，却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当林彪事件出现之后，我对毛主席的一贯英明的感觉有所减少。但听到造反派所传达的他那给江青的信，引起我对他那处境的为难也有所体会。我被“解放”之后，对江青的胡作非为，觉得毛主席没有及时处理而任她占据高位是一个失策。尽管如此，我一直对于“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的断语从未怀疑。这样的断语是以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不是任何凭空的怀疑所能抹煞的。

　　还有：毛泽东在军事哲学方面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我的艺术哲学和美学思想有十分深刻的影响。我不大习惯应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政治术语，但不妨重复地说，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名著所体现的方法论对我影响极深。同我对他在长征途中的诗词的反复阅读的兴趣相比较，我对他的哲学著作的阅读的次数多得难以统计。尽管有些同志对他的著作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或者不谅解他晚年某些影响深远的错误，我仍然深信他那“实事求是”、两点论和重点论，反对“好就一切皆好，绝对好”的形式主义学风的观点的正确性。

　　对我这个平日较多关心艺术问题者来说，这些零星的感性印象的回忆，虽不可能成为全面认识毛泽东的重要依据，但从不同侧面的实际感受着眼，这种不带成见和不加水分而有切实感受的回忆文字，却可能也有助于有关的研究。所以，我这样写出我印象中的局部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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