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若

　　在全国上下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起我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情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在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几经周折，当年8月2日到达福建龙岩，加入红四军的行列。古田会议后，我被调任红四军参谋处长，后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代参谋长，一直在毛主席身边负责司令部战斗文书拟制工作。还任过毛泽东同志的秘书；长征途中，有段时间毛泽东随干部团行动，我们吃住在一块。到达陕北后，直到抗战胜利，我一直在抗大和军委总部工作，耳提面命地接受毛泽东的指挥和教育。我深切地体会到，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党的事业就发展壮大，军队就无往而不胜，革命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关怀教育，对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贡献，确实是写不完道不尽的，下面我挂一漏万地谈点感受。

　　在建军理论和实践上有独到之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惨痛教训，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但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工人力量还很薄弱，在军队成分不能以工人为基本力量，而只能以农民为骨干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各地区的党和红军从起义之后就开始了摸索，逐步对军队进行改造和建设。

　　1929年1月，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攻赣南，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

　　随着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征战中伤亡较大，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太多”、“十分缺乏”，同时，部队及党内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党和部队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带来了思想状况复杂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中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逐渐滋长起来。突出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泛滥。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有人产生了动摇。

　　党内和军内一些同志的主张和意见分岐，由于下山以来长期在紧张、艰苦的环境中转战，未能尽快解决。5、6月间，又因在要不要取消红四军军委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等人使争论公开化，影响了内部团结。

　　毛泽东同志对红军下山以后，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表现，早有所察觉。6月14日，他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把红军党内错误思想和问题，概括为14条，强调最主要是党的领导问题，红军的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极为不利。并将这封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想说服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1929年春我从莫斯科回国，8月2日到福建龙岩找到红军，先在第二纵队任参谋，后任参谋长。当我到二纵不久就读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长信。当时部队打骂士兵、虐待俘虏、军阀习气到处都有，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言之有据，分析深刻，我感到很有道理，很符合部队的实际，毛泽东同志观点完全正确。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在当时并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红军中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甚。三打龙岩后，暂时有了一个较安全的环境，6月22日便召开了红四军七次党代表会议，企图用会议形式解决争论问题。第四纵队长傅柏翠告诉我，开“七大”的头天晚总前委开了扩大会，他晚到了十多分钟，会议已经是陈毅在主持。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油印散发给到会的人。信是拥护毛泽东的。朱、毛在会上没有怎么讲话，朱德在个别问题上作了点解释。会上有的批朱，有的批毛，最后推荐第二天大会主持人是陈毅。“七大”开了一天，陈毅把头天晚上大家的发言意思综合起来，作了报告，之后有几个发了言，没有怎么讨论就结束了。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为中央指定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未能当选。

　　“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到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领导只剩朱德1人，担子很重，应付不开，红四军政治工作大为削弱。基层干部战士非常惦念毛泽东同志。出击闽中失利后，部队出现了思想混乱。9月下旬，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当时前委什么都是民主，大家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然毫无结果。“八大”后转战东江，部队又遭受大的挫折，部队中包括朱德在内的一部分同志，认识到不加强党的建设不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不肃清××主义我不回来。”这封信我看过。红四军“八大”前开了一次前委会，对要不要毛泽东回来的问题争论很激烈，我当时还不认识林彪，我问朱云卿“林彪来了吗？”朱云卿说：“这样的会，林彪从来不参加。”我便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由我和彭枯还有东江的一位同志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同志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10月底，陈毅从上海回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如实地汇报了“七大”不同意见争论等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工作。中共中央于9月28日写完《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交陈毅带回。朱德获悉后表示拥护。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请他回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于11月26日回到汀州，重新就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回到前委，按照中央9月来信精神，于11月28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我到会比较早，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正在谈笑风生。见我去了，朱德忙说：“这就是郭化若同志，黄埔军校毕业的，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好啊，又来了一位秀才。”接着问我部队情况怎样，我说问题不少。他说你不能写个材料，分析一下原因，最好提出点解决办法来。我表示努力照办。毛泽东最后说：“你们的信我收到了。”

　　为了开“九大”，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随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长汀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12月初，红四军主力部队开进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连队，召开各种座谈会，还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调查研究红军内部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及解决办法；并深入驻地农村听取农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反映。12月中旬，红四军机关进驻上杭古田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开了10多天，进一步为“九大”召开进行准备。

　　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镇开幕，出席大会代表120多人，除各级党代表外，还有一些班、排长和战士代表。我有幸出席了这次大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党建军理论问题的多次发言，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会议只开了3天就顺利地结束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基本原则，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得到了清算，井冈山斗争以来历史经验得到了正确的总结，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建军纲领树立起来了。用马列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了红四军的思想。大大提高了红四军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加强了党内、军内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部队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昂扬。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环境和红军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特定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但基本的原则还是这个决议的原则，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上的独到之处。

　　高超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艺术，从本质上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领导艺术。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1930年立三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机关，6月11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任务，提出了整套错误主张。在此之前，派了涂振农到福建汀州给红四军传达他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在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二是红军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四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指令红四军要“向长江流域发展”，夺取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对李立三的整个方案，朱毛是持怀疑态度的。毛泽东分析了形势，预见到了国民党新军阀必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将开始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作战。但在敌军强大、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就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这是错误的。而这又是党中央的命令，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决定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立三主张影响的同志，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30年6月22日毛泽东向红四军、红十二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内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给予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作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到江西广昌集中后，7月11日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占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蒋匪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署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十八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同志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界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没有对抗中央的命令。在关键的时候，从实际情况出发，高瞻远瞩作出英明的决策，对错误的主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高明之处。

　　毛泽东同志还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团结干部，不断壮大革命队伍，扩大革命力量。1930年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8月20日拂晓，以突然袭击包围歼灭之。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打下文家市的当天，毛泽东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四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同志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司令部1930年8月24日于永和市发出的命令)，应于8月28日进到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茭中铺、龙头一带。29日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威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我们于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们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论的结果，采取妥协的办法，决定留下红三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这种作战部署是总司令部有权决定，在总前委会上也无法反对的)，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展开向长沙进攻。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击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三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四军，红十二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歼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击的敌军基本上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查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消灭猴子石出击的敌人之后，有人又吵着要打长沙。我军发起两次强攻，想了许多办法，但仍无法冲破敌人电网。结果一个突破口也没有打开。

　　怎么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呢？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先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近郊“散开”，诱敌出击，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之。这是第一步。这一建议，并没有放弃打长沙，所以要求打长沙的干部接受了。红一方面军从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同长沙的敌军周旋达半个月之久。当时从长江局传来张桂军已进到湘潭的消息。文章好做了，毛泽东同志当即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就得将红一方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时各个歼灭之。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下令红一方面军“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州)等处待机”(见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12日命令)。这是第二步。分散到萍、醴、攸后，毛泽东又以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当时每月需款40万元，必须在三县(均是白色区域)大力筹款20万(仅半个月军费)，同时要在三县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建立赤卫队，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为理由，提出部队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三县筹款。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这是第三步。9月13日，方面军总部在株洲发出命令，命令前面说：“……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说：“……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攻取峡江、新赣”，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到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打文家市时就想好了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引导三军团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总部9月29日下午在宜春发出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同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张桂军并未来到湘潭，一方面军仍应回打长沙。本来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中就指定红三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粟到总部来。当晚周以粟就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粟一到宜春，毛泽东同志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通宵交谈，把他说服了。这位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同志说服周以粟，并在周以粟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不回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围困的吉安。这是在战略转变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把热衷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循循善诱”地引导开到江西来，这对尔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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