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锦秀文

　　作为1974年在打井中发现了兵马俑的临潼区下和村杨培彦、杨文学、杨新满等几位农民，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困惑、不平甚至愤怒。

　　经过长时间的思忖，昨日上午，杨新满、杨培彦、杨全义等3人代表9名发现人终于将“关于‘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交给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简称秦俑馆)，要求该馆颁发证书、确认他们的“发现权”。并还要求对该馆一号坑介绍文字中“当地农民打井发现”中的“农民”，全部写出他们的姓名。(见12月11日《华商报》消息)

　　长期以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介绍文字中“当地农民打井发现”中的“农民”，一直以来都没有鉴定。从1985年开始，杨新满、杨培彦、杨全义等9名就多次找过秦俑馆，要求该馆对此给予认定，但一直无果。而文化馆的一位同志后来也被称为发现者，而且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反而成了“秦俑发现第一人”。作为文物管理部门对于谁先发现一直不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考察，仅仅用“农民”两字来替代，这无形之中抹杀了那些当时打井农民的合法权利，使他们的发现权一直被埋没，这种以“农民”替代发现权的做法，实质上是对农民身份的一种轻视。

　　科学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尤其是考古这项工作更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人的劳动，尊重首发现权。而以现在以“农民”两字来覆盖具体发现人的姓名，今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于秦始皇兵马俑这个古迹是谁最先发现的提问时，将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这一点上，农民的要求既是对历史的负责精神和态度，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精神和态度。

　　虽然以“申请报告”形式要求确认古迹的“发现权”在全国尚属首次，但必须对9名农民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道理很简单，无论发现人是指发现了价值而言，还是简单的发现，首先是先有农民的发现，然后才有重大考古线索的发现。对于文物管理部门的不作为，不仅仅是对农民权利的轻视，而且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当人们欣喜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带来的荣耀时，也要还那些为兵马俑发现作出贡献的9名农民一个公道，因为农民的行为不仅在发现历史，而由他们的发现创造着历史，所以给9名农民一个名分不仅是考古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法律部门的责任，更是对子孙后代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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