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剑芳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近完成的《2003年度广州医疗行业服务公众评价追踪调查报告》指出，45.7%的人对看病就医表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83%的市民认为医疗收费明显偏高。今年1月中旬，该中心关于医疗收费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75%的市民反映个人收入的增长不能适应医疗费的上升，其中认为住院费、手术费、药费、检验检查费偏高的人超过80%，认为门诊挂号费和专家挂号费偏高的分别为34.6%和65.2%。

　　应该承认，在现阶段，部分医疗费用特别是药费和大型器械检查费用偏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所有的医疗收费都偏高？笔者以为值得商榷。比如说要谈论手术费是否偏高的问题，首先要弄明白手术费用(即住院手术的总费用)不等于手术费(手术人工费)。单纯的手术费本身并不贵———一场需动用10个医护人员历时10小时的手术，其手术费(即人工费)往往不到千元。真正贵的是材料费，在耗资数万元的心脏搭桥手术中，仅心脏支架和导管的费用就占总费用的一半以上。再比如说挂号费，广州市三级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一般为3元，尚不及一个盒饭的费用(一般为5元)，就是教授号也仅为7元(如南方医院、省中医院)。而在西方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如瑞典的普通门诊挂号费每次120克朗(约合人民币113元)，日本的低收入老年人优惠门诊挂号费为530日元(约合人民币37元)。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34.6%)认为区区3元挂号费昂贵呢？这与我们长期不重视知识的价值，不重视技术型劳动而只重视物质的价值不无关系———几乎在所有的行业，一提到减免费用，首先减掉的是人工费而不是材料费。于是，让一个人挂1毛钱的号买100元的药他可能不嫌贵，但若是挂10元的号只开5毛钱的药，他会觉得冤枉。医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行医药分家，这样医院就必须依靠技术性收费(如挂号费、手术费)养活自己，减少其他不合理收费。

　　再来看看有关医疗费的上涨问题。报道说，2001年广州的人均医药费和医疗服务费比2000年增长30.4%，远高于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5.2%的增长。如果说是部分低收入者感到难以承受，那完全可以理解；但80%的人觉得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就有点让人费解了———以2001年为例，人均医疗费为460.53元，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94.3元，医疗支出在总收入中仅占了不到3%(据《广州市统计年鉴》)。在广州，多数家庭的人均年通讯费用远超过医疗费用，为什么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认为医疗费用过于昂贵呢？一方面，是公费医疗改革的结果。广东省卫生厅的资料也显示，最近几年的医疗总费用的增长幅度一直呈缓慢下降趋势，但是市民自费的比例在逐步上升。另一方面与人们的消费观有关。现在很多人对上千元的手机频繁更新换代不眨眼，情人节的玫瑰300元一枝照买不误，却觉得一场感冒花100元医药费是医院心太黑(不否认确有部分医院存在大处方现象)。为什么人们对其他方面的支出表现得慷慨大方，而对医疗费用“斤斤计较”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生病就医是人们迫不得已需要支出的费用。

　　在对医疗机构新一轮的口诛笔伐中，医院本身不规范的行为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正是部分医院收费的不透明和随意乱收费，不仅败坏了整个医疗界的名声，也模糊了人们对医疗收费的结构性不合理的认识。其次，医疗界的反应迟钝、态度暧昧和缺少正面回应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一些医疗机构对于存在的问题不敢公开承认，缺乏改进的措施，对不实之词和错误之处也不能及时回应和指正。再次，民众的消费观念和健康意识的落后也是重要原因。虽然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却最舍不得在身体健康方面花本钱，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国民用来购买医疗保险和进行保健的费用占到其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一。

　　笔者并不否认现在的医疗消费中存在不合理的部分，但以为评价医疗消费不能简单地用“高、低”来说事———正如所有的商品都有高中低档之分一样，医疗消费也应该形成适当的梯次，供不同经济水平的人们选择，并为低收入的人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障。要理性对待医疗消费，医院、民众和媒体，都有太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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