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民政部颁发的《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据介绍，施行孤儿弃婴家庭寄养，一个很大的制度前提是“发挥民间力量、减轻政府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压力”。

　　细细品味，这个前提很有内涵。它让我们看到了“有限政府”这个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另一面：“有限政府”的“有限”，不仅代表着政府行使职能时公共权力的有限；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并非无所不能，它在承担责任、平衡社会利益、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也应该是有限的——这很重要的一点，在当下的批评语境中常常被时评家所忽略。

　　是啊，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无限的，权力支配是绝对的，那孤儿弃婴如何会成为问题？没啥说的，政府负无限责任，来一个养一个，来两个养一双，上高级幼儿园，读最好的大学，买最贵的保险。万分可惜的是，政府没这么神，它的财政是有限的，权力行使是有限度的，官员也都是凡夫俗子。所以，在孤儿弃婴问题上要“发挥民间力量、减轻政府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压力”，要实行家庭寄养。

　　尽管在家庭寄养制下，孤儿弃婴有被无良家庭收养后虐待、牟利的危险，但在“有限理性”这个现实前提下，政府也只能在限制中采取危害最小的制度安排：尽最大努力完善家庭寄养管理，而不能改变向民间力量借力、向社会求助这个大方向。

　　可许多时评家不会这么想，他们的标准是双重的：一方面，在行使权力上强调政府要“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在责任归因上，却强调政府的“无限理性”，动辄就把板子打到政府头上，要求政府对一切负“无限责任”；动辄自诩站在“民间”立场为“弱势群体”立言——很多时候是矫情的“伪民间立场”，比如说在最近政府治理乞丐问题上诸多时评家的表现。

　　继北京着手禁止乞丐进入地铁的规章面世后，最近苏州市也发布通告，禁止乞丐在火车站、三星级以上宾馆周边等繁华街区以及风景旅游区、交通要道乞讨，一经发现，劝其离开，对不听劝阻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进行治安处罚。

　　如此禁讨确有可能让一些“真乞丐”的乞讨利益受到损害，也会牵涉到正义，抑或平等，那我们就需要考虑，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正义？有没有零代价的政令？所谓的帕累托改进，也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模型和痴人的梦想中，政府治理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庞大的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它治理的结果也只能是“有限正义”和“相对的帕累托改进”。

　　佛格森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自由并不是解除所有的约束，而是以最有效的办法把自由社会中每一项公正的约束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去———无论是官员抑或平民。我想，佛格森讲这句话的时候，更多是想指向作为强者的官员，他害怕强者会逃脱约束而成为公正的大敌。不过时过境迁，在乞丐成为问题的今天，佛格森经典论述的末尾要加上“无论平民抑或乞丐”了。乞丐，作为弱者，也要在一个纳入到公正的约束之中，为了所有人的自由。罗尔斯也说过：“良序社会”不是一个在基本的道德信念方面均为统一，而只是一个在政治正义上统一的社会——有限政府也只能实现这种政治上的正义。

　　在这方面，许多时评家是漠视的。他们心中只有概念上的正义、平等和自由，至于现实如何，他们完全不顾，只顾表达概念时升华得痛快。如果说句玩笑话，漠视现实的时评家是不能治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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