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里川

　　昨天，笔者在本报评论版的投稿电子信箱里接到一篇“稿件”，题目叫“反驳‘无理喘’的狗屁文章”，其内容却是一篇痛斥某时评作者张金岭的“檄文”。这名隐姓人士反驳和痛斥的，是“无理喘”和张金岭都曾在报纸上为乞丐说话的“祸心大张”和“险恶用心”。

　　笔者一向自作多情，立即用鄙笔名“伍里川”与“无理喘”接上了头。在我看来，“无理喘”三个字充分满足了对方骂人的生理需要。只是他可能不知，“伍里川”对应着北方一个小镇，无任何喘与不喘的深刻含义，对方劳累有加，我自是内疚得想撞墙。笔者挨骂并非偶然，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上关于“乞讨权”是争得天昏地暗，“正方”也好，“反方”亦然，不乏壮怀激烈之人，好像不听他的观点则国无宁日。但此间也有冷静的声音。笔者注意到，两名时评作者分别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其大意一是要容忍乞讨给自己带来的不便；二是用宪法精神对待乞讨权。说句不要脸的话，本人前几日所发拙作《乞丐也是国家公民》自问是站得住脚的。而且私下分析，觉得这三点竟有逻辑感：宪法精神———国家公民———容忍不便。基本上，这三者是前提、事实与条件的关系。倘若如某君所想，因为“不便”，就要用社会公器或行政强力消除“不便”，那么其后果必然是“乞丐公民”被弱化甚至被剥夺公民权利，甚至直涉法律红线。这难道是某些人要达到的目标吗？其实，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讨论可以，有些倾向性也可以，但你的观点必须符合法律。至于企图用恶棍把人打倒、用恶言把人骂倒，占道吆喝，“欺行霸市”，那还是回“水浒”那个年代做吧。

　　相关专题：新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