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振军

　　远在外地的朋友突然急匆匆赶回家乡，因为60多岁的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全身扩散，余生屈指可数。

　　这一噩耗，打击着所有亲朋。我心戚然的同时也在考虑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民生病后，非要等着到了彻底挺不住，需要他人扶着、背着、抬着时，才肯上正规的医院检查、就诊？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医疗费太昂贵，农民手里缺钱，看不起病。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珍贵，健康的价值。就说朋友的父亲吧，其实早在年初就感到身体不适，如果那时他就得到了正确、科学的诊治，肯定不会发展到现在这般无力回天的地步。

　　这种事在乡村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就拿我家举例吧，我的堂叔，前几年因为家务纠纷，一气之下服安眠药自杀了，于壮年时将生命画上了句号；我的侄女生下来几个月时患了眼角膜溃疡，由于当时家里人正忙于“三夏”，顾不上她，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使得小病成大病，最终导致孩子一只眼失明。需要说明的是，我家并非地处偏远，而是在比较富庶的豫西平原，离市内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现代化大医院，不超过10公里。

　　不久前新华社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我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成功，至少有200万人自杀未遂。80%以上的自杀者是农民，尤以农村年轻女性最高。农药是主要的自杀工具，58%的自杀死亡者是服用农药而且难以成功抢救。有28%的自杀者从未上过学。依我的观察与考证，绝望并不是农民自然的惟一原因。有相当多的自杀者并不想真的自杀，有的是为了赌一口气，有的是想吓唬吓唬人，有的则是为了博得某种莫名其妙的赞誉与称颂，如：“这人真有骨气”、“这女子刚烈”、“这娃儿将来有出息”等等。

　　农民为什么对健康和生命如此随意与草率呢？贫困交加、前途黯淡是原因之一，对农民缺乏相应的、必要的教育引导是原因之二。说来不怕人耻笑，就在我那并不十分偏僻、落后的家乡，至今仍有不少人相信人是有来世、能够再托生的。全国还有多少乡下人也信这种“轮回”？不得而知。

　　由此我想：国家和各级党的组织与政府，能不能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那样，要求、教育农民“讲健康”？经常、不断、反复地告诉农民兄弟：有病要上正规医院，要及时接受治疗；很多病都有极强的传染性，搞不好会全家都染上；安眠药吃2片可以安睡一觉，吃20片就永远睡不醒了；工业酒精不能掺水后当酒喝，敌敌畏喝一小口就可能送命；一个小拖拉机上不能坐三四十人，横穿国道、铁路要当心；喷洒农药得讲究风向、天气；服毒、触电、投井、跳楼、上吊是最危险的自杀方式，试不得等等。当然，还要特意强调：“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人死后还会托生”之类的鬼话，都是信不得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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