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牧惠

　　因为写了篇《该哭？该笑？》，于是认识了苦主吴文秀。他找到我诉苦说，虽然法院判给他仅仅170多万元(他们的实际损失是好几百万元)，但就连这170万元他也没拿到手。他求我再写文章替他呼吁。我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还告诉他，我叔叔劳动了一生的那个矿务局，还欠了他们一批工人3000多万元离退休金。他们派代表从广西贺州跑到北京来上访，顺便找到我，后来还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告诉我一些情况，征求我的意见。我除了劝他们千万别采取过火行为给人抓住辫子外，一点招数都没有。听我这样一说，吴文秀老人只好失望而退。

　　前两天，吴文秀打电话告诉我好消息：由于《中国青年报》后来又发表了吴文秀仍得不到赔偿金的新闻，特别是温家宝为熊德明讨回被拖欠的2000多元工资之后在全国掀起一股追讨拖欠民工工资的高潮，他那笔钱总算拿到手了。

　　我为吴文秀高兴，更为许许多多打工仔、打工妹终于讨到黑心老板拖欠的工资而高兴。当然，我同时也有深深的遗憾和伤感。工人给老板干活取得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工资，是天经地义。打工者得不到它只好全家饿饭饥寒交迫，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岁小孩都该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竟有这种想让人给他白干活的老板？更不好理解的是，理应代表工人利益的地方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类事，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什么连这样的老板也不肯管或不敢管？这后头有什么猫腻？乌鲁木齐市长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与会官员竟有五六十人公开打磕睡，竟有那么一些少心没肝的官员！

　　我叔叔(他两个多月前终于带着遗憾去世了)工作了一生的那个矿务局，是一个对家乡繁荣发展做出了非同寻常贡献的矿场。那些被拖欠离退休金的职工，大都一生在矿上干活。有什么理由硬是赖着不给他们应得的(据说，其中还有国务院指定拨发的)工钱？那里的工人代表对我说，矿务局的官员享受着豪华轿车，住在小别墅里，硬是不理他们。他们曾经想过集体静坐抗议，也想过集体去找那些赖账的官员当面算账。我担心这样一来会出事，劝他们别这样做。他们问我：法院不理我们，还有什么招？我为之语塞。当地的长官们，你们可曾听到温家宝当场讲的那番话？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写到这里，同我一起有上万元稿费被辽宁一家出版社欠了两年的王学泰兄打来电话，说是否也趁这个机会再催催。在卖文生涯中，某些报刊赖一笔两笔稿费、转载费之类的事不少碰见；但是，一本书甚至两本书的稿费被赖确是头回经历。我们曾经请出版总署的朋友和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帮忙催，仍然毫无反响。可笑？可悲？我们也莫名其妙地加入讨工钱的打工者行列了。

　　我赞成熊德明在电视里亮亮相，镇一镇那些黑心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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