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胜国

　　新华社12月29日播发一条重要消息：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9日上午公开宣判，一审判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怀忠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第三个被判死刑的省部级高官。

　　对于王怀忠被判死刑，长期潜心于制度反腐研究的学者李永忠认为，其重要原因在于其违纪违法的极其恶劣。然而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庭审过程中当公诉人提出王怀忠应该对给国家造成的4162万元损失负责时，王怀忠辩称“这4000多万的损失即使造成，也是集体决策的失误，不该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李永忠承认，“王怀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内制度不够健全、权力体制不够健全、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的现状”。

　　李永忠的一席话向我们透露出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王怀忠的罪有应得，对其判处死刑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依法反腐的方针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王怀忠之死又昭示我们，如果不革除体制、机制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王怀忠的后继者将不会乏人。

　　王怀忠自幼丧父，靠乡邻帮助读完初中，从村里一个记工员开始，一步步从基层走上来，从亳县县长、市委书记直到阜阳行署副专员、专员。王怀忠到阜阳后，能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到书记再到副省长，直接“受益”于一系列存在漏洞的机制。正是因为善于钻机制和制度的空子，王怀忠才开始成为政治暴发户。在短短六七年间由一个中级干部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并大肆索贿受贿。而伴随着他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是国家的巨额经济损失。据有关报道，现在阜阳还有20多个亿的窟窿堵不上。

　　值得我们思索的，不仅是为什么王怀忠会权倾一时，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典型的造假干部，却被认定为所谓的有“突出政绩”，使他不断靠“形象工程”而得到提升，并且其腐败行为没有得到同级纪委的监督。

　　我们可以设想，设若有一种良好的干部评价机制，人民不会投王怀忠的票，王怀忠这样的干部不可能这么快就成为政治暴发户；如果有一种良好的干部监督机制，王怀忠不可能这样胆大妄为，不仅自己大肆索贿，还妄图以200万摆平中纪委；如果有一种良好的决策机制，阜阳就不会耗资3.2亿元建机场，机场也不会在关闭后成为野鸟乐园，甚至阜阳市就不会透支未来十年的财力。一句话，王怀忠就不会成为王怀忠。

　　不健全的机制不仅给心术不正者以钻营的机会，而一旦心术不正的干部占据高位，就会开始对既有规则甚至整个官场风气的改写。王怀忠在任期间，当地造假、虚夸、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但在王怀忠那里，竟然发展为实报者当众受辱，虚报者提拔重用。王怀忠案发后，相继有10多名阜阳市的厅局级干部、10多名县处级干部，以及相当一批科级干部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

　　如果把眼界再扩大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更广范围来考察制度与机制的关系。好的机制是好制度的基础和保证。没有好的机制，好的制度常常会成为摆设甚至欺世盗名的工具。据统计，十五大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2000余项法规为什么还不能遏制腐败势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机制没有得到具体化，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

　　2003年是反腐败工作“雷声大、雨点也大”的一年，全国平均每月有1名省部级高级干部落马，平均每天有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落马，平均每天查处114起职务犯罪案件。但我们在为反腐成果欢呼的同时，更应该为一种良好的预防腐败机制充满期待。毕竟，政治文明高度发达、民主进程不断推进的重要标志并不是一个个“王怀忠”得到查处，而是腐败现象不断减少并最终成为不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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