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福东

　　通过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宝马撞人案”，联想到不止一次发生过的奇怪现象，该现象特征十分鲜明却没有规范的名称，权且称之为“事件发生地低智商综合症”。其主要“临床”表现是：当一个重大事件尤其是人命关天的事件发生后，发生地的人们在胸襟、勇气、睿智、公正心、分辨力以及有关技术(如侦查、取证)等方面，往往与非发生地显出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反差。而这种“低智商综合症”症状最突出者，恰是当地的精英人物和睿智者。

　　事实的真相，永远是判断是非曲直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依据。十分奇怪的是：外地人依据间接得知的新闻，乃至只言片语，即能做出判断的事儿，事发地的人却每每在犯迷糊。例如，驾车轧死一人并连撞12人的苏秀文究竟是不是操作失误，已经有许多专业化的网友从该型号宝马车的技术性和操作常识上提出了质疑，但当地的交警、公安、法院却没有给出判断性的答案。再比如刘涌案，恰恰是“外地人”通过正义的舆论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事件的进程，而本来该为一个事件的圆满结束尽到某种职务责任的某些事发地的人，却无所作为，这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吗？

　　从“家丑不可外扬”的“本地主义”出发，也许发生地的人、尤其是自认为对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声誉负有责任的人，一般都不希望某些丑事、荒唐事被传播得太广。然而，一旦纸包不住火之后该怎么办？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是尽快站出来澄清事实，从而封堵各种猜测和传言。殊不知：该站出来说话时犹犹豫豫不站出来，该说话的人变得吞吞吐吐，不仅无助于保护地方形象，反而是在已经被抹了黑的地方形象上再抹一把黑。

　　如此重大事件，毫无疑问是新闻必须关注的对象。第一个向世人报道真相、将最翔实的背景材料告知以天下，是事发地新闻媒体的“天职”。然而，“宝马撞人案”发生地的多家媒体，似乎多多少少也感染上了这种“低智商综合症”的“病毒”。

　　假如事件发生地“低智商”综合症所反映的，仅仅是个人的低智商，只能算是个人的悲哀。例如，交警、法官在明辨是非曲直、维护法律尊严方面显出低智商，可以把他撤掉；个别媒体记者显出“新闻鼻”不灵或“新闻眼”迟钝，说明他不是当记者的材料。而假如事件发生地显现出集体“低智商”，则是一种社会整体的悲哀。(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15版:“宝马撞人案”又掀波澜)-刘以宾

　　相关评论

　　公安机关为何会未尽其责

　　苏秀文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后，哈尔滨市公安交警支队在道里区交警大队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苏秀文是由于驾驶车辆精力不集中、操作失误，发生事故时采取措施不当，才导致事故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车辆、尸体、当事人的生理和精神状态及有关的道路状态等，应当根据需要，及时指派专业人员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或者鉴定。”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哈市公安机关指派或聘请了哪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对苏秀文的“精力不集中、操作失误”作了鉴定，从媒体的报道看，哈市公安机关的结论主要依据来自于苏的口供。

　　问题是，苏的口供的可信度有多少？接受采访的宝马公司技术人员认为，发生如苏秀文所说的误挂挡位的几率微乎其微。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不能仅仅通过肇事者的单方说辞就被公安机关采信，在肇事者可能是故意杀人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相关专家的权威的现场鉴定？

　　而且，苏秀文的口供前后不一。比如，苏事后向警方陈述说：她下车后骂了代义权，被代妻刘拉开，之后刘向苏道歉———这表明她知道刘忠霞是代义权的妻子。但在法庭上，苏很肯定地回答说，不知道死者和农用车司机是夫妻关系，以表明她不可能为了报复代义权而撞死刘忠霞。在交警部门的最初询问中，她的回答是经常开车。法庭上，苏说是去年8月她女儿回国后教她学的开车，而且拿驾照的时候她没有参加驾驶员资格培训和理论考核。

　　从媒体的报道看，公安机关并没有把苏为何改变口供当回事。其实，苏是否没有参加驾驶员资格培训和理论考核，应该不难调查清楚，但我们没有看到公安机关的说法。即便苏秀文真的没有参加驾驶员资格培训和理论考核，公安机关也不应无所作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5条规定，交通警察如有“为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机动车驾驶证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如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这种行为，则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如果苏所说属实，那么为什么哈市公安机关没有依法惩处相关人员？

　　在宝马车撞人案激起了民愤之后，哈市公安交警支队在道里区交警大队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公布了事故的结论，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但做出积极姿态的哈市公安机关，为什么对本文上述的几个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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