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城子

　　春节将至，对农民工的关注度骤然上升。尤其是1月2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要求抓紧兑现去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之后，关于如何清欠、如何确保的消息不绝于耳。有郑重作出“承诺”的，有下“铁令”的，也有立“军令状”的。但客观地说，其中有实事求是的，也有难脱表态应付之嫌的。

　　比如，中西部某地方的一位领导，要求这个地方去年该结的农民工工资必须在春节以前归还，且一分都不能少，一分都不能拖欠。又要求从今年起，农民工的工资必须按时足额支付，不允许发生新的拖欠。还要求建设、劳动等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首先，何谓“该结”，何谓“不该结”，不得而知。其次，“一分都不能少”之类，决心之大固然使人钦佩，但有没有说过头话，有没有这个控制力？更重要的是，在两三周的时间内实现这样一个大决心，有什么样的过硬措施？再次，今年“不允许发生新的拖欠”，有何得力措施，哪怕是一个具体规划？我想，“旧”的拖欠在形成之前，同样是“不允许”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清欠与防止新拖欠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当然不能算错，但于旧拖欠形成之前就有，要解决旧拖欠、防止新拖欠，列出这样的措施，似乎显得太驾轻就熟了些。

　　理由大致如上，不知由此怀疑其表态大于实质，算不算得上充分？人们常说，表态总比不表态好。这话貌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比如，农民工工资少有拖欠的地方，或存在拖欠但有制度严管的地方，不表这样的态，也不见得当地领导就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但人们还是愿意看到这样的表态，以为有了这样的表态，问题就有解决的希望，虽然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在一个对行政手段过度依赖的环境中，形成一种所谓的“表态文化”其实是一件很自然之事。当上级机关发出行政动员令之后，最愿意看到的是下级机关能够闻风而动，积极响应。实际工作的推动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在行政动员令发出之后与工作取得进展之前的时间段里，下级的及时表态就是必需且明智的。这一方面可以使上级的行政动员获得下级的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下级从雷厉风行的响应姿态中获得上级的好感。习惯于表态、善于表态以及表态文化的形成，恐怕与此种行政动员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一些人对表态的迷恋，或许也与社会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氛围有关。比如，某一位领导对某事表态之后，有人就把它当作“利好”消息，并且还要问上一句，别的地方的领导，何时也如此这般地“表个态”？这种对表态近乎迷信的认识，可能是表态文化不衰的一个社会基础。而对表态近乎迷信的认识，则可能建立在对表态者个人人格和能力的迷信之上。在另一方面，表态者即便食言，空欢喜一场者纵然未患健忘症，似乎也很难与其论理，遑论使其承担说话不算数的责任。

　　在一家媒体并不显著的位置上，我看到了关于深圳市拟以立法解决欠薪问题的报道。倘问表态或立法、领导或制度，哪一个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我宁愿相信后者。但在不少时候，领导表态的声音响亮，而法律与制度却保持沉默。在依法治国的途中，此种现象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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