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

　　想当年，杨白劳为了更好地激发喜儿过春节的积极性，禁不住“扯上二尺红头绳，与我喜儿扎起来”。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出杨白劳对喜儿的疼爱，也可以看出春节在人们的意识里是何等重要，哪怕是个穷人，也不例外———没有谁可以不过春节，没有谁可以不把春节当回事儿。

　　我对春节最初的印象，是一块块在热油锅里翻煎的肉片，现在想来依然美滋滋的。如果谁说，春节的味道就是初恋的味道，我不反对，关键是得加一个定语：小时候的春节。如你所知，现在的春节可不是这样，哪里还有初恋的味道，顶多也就是婚姻的味道———且是有了孩子之后的婚姻的味道，能凑合就尽可能地凑合吧。当然，我们对春节还是抱有希望的，因为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吃得饱与吃得好已不再是生活的最大目的，生活更在于有滋味、有质量。换一种说法：我们的春节也是与时俱进的———在我们的记忆里，先是有二尺红头绳的春节，然后是瓜菜代的春节，再后是吃得上白面馒头的春节，接下来是有肉吃的春节，再接下来是有肉吃还要骂娘的春节，现在呢，则是到了有肉吃也不骂娘只求生活越来越小康的春节。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春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已过上了小康的春节，一种是想过小康而不得的春节。想过小康而不得，相信更多的人有更深刻的体会，在此不提。我想说的是已过上了小康的春节，相信更多的人对这个话题有兴趣。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小康的春节是什么样的，是食有鱼居有室出有车？还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后者更像共产主义，是春节的将来时，我缺少那份想像力，绕过不提。我不能绕过的，是这样一个共识：食有鱼居有室出有车是小康的基本标志。空口无凭，有例为证：我有一个哥们儿，可以说，好几年前，他的春节就很小康了。去年，我在北京就曾与他过了一个很不错的春节。他先是用他的专车———一辆捷达把我接到他紫竹院四室两厅的家。我们没在他家吃饭，用他的话说，有钱就是要让别人为咱服务，要不然，还要钱做啥？你猜出来了，我们那顿饭，是在饭店吃的———也许，你的春节有没有小康，最显著的标志，可能就是，你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饭店吃饭。

　　我的朋友，油门一踩，带上了我，还有他的新妇。在去饭店的路上，我又琢磨出一个理儿，你的春节有没有小康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老婆是不是原配的。那天，我们点了很多菜，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该说的与不该说的。最后，老兄喝多了，叫来服务员，说拿燕京啤酒来，要纯生的。我一把抱住他：不能再喝了。他哪听我的？服务员巴不得多卖几瓶呢。只是，这位爷待啤酒拿来，却没有喝的意思，只见他像扔手榴弹一样，把一瓶燕京扔到地板上，只听“砰”的一声，把我们吓了一跳，他却直嚷嚷：这爆竹咋一点也不响？

　　酒足饭饱之后，他非得请我去桑拿一把不可。拗他不过，去了。倘若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关键是，桑拿之后，他一定要请我去保利剧院听交响乐。恭敬不如从命，去了。

　　那是一家很有名的外国乐队春节访华演出，效果棒极。我这哥们儿一激动，只要音乐稍有停歇，他就“啪啪”鼓掌。我捅了捅他，不能这样，听交响乐又不是听领导讲话。他白了我一眼，冲我嘟哝了一句：我花自己钱，凭啥不能鼓掌？爷我想哪会拍手就哪会拍手，再说了，大过节的，不鼓掌不热闹。

　　这是我过得最小康的一个春节。但现在想来，也仅仅是物质上小康而已，你我都明白一个道理是：物质上的小康，其实不叫小康，更重要的是，越是物质上的小康，你越是不能离开精神这根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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