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雪梅

　　山西省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高级教师职称有新规定，实行新任教师到农村中小学任教服务期制度、城镇中小学教师轮岗支教制度。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高级教师职称时，应有1至2年农村中小学任教经历。

　　职称原本是评价业务素质的一项指标，可在现实生活里，它却越来越多地承载了本不该承载的内容。获得职称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除了从业年限、业务水准之外，品格道德、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等等无一不罗列其中。现在，职称这个大筐里，又塞进了下乡支教的重任。越来越多、五花八门的条件限制，使得职称远离其“评价业务能力”的本质，变成了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想要获得，就必须有付出，而这种付出已不单纯是业绩。

　　但凡有交换，就会有成本。如果把“轮岗支教”当作获取职称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来看看交换成本是什么。

　　职称好比垄断市场中的“卖方”，尽管价高，消费者却必须“购买”。所以，要想获得职称，教师们必须答应“卖方”的条件———老师们的“轮岗支教”，就是评聘高级职称的必要条件。在这样一个“交换”行为里，处于“买方”的老师们必须支付“卖方”想要的东西，不管这种付出是否合理。因为这是必须完成的一次“交换”，从表面上看，交换规则使“卖方”获得了它想要的———教师们下乡支教，解决了农村教育师资欠缺的难题；“买方”也许并不心甘情愿，但也得到了他想要的———职称；双方各取所需，交易似乎并无不可，但却忽略了作为交换条件的“轮岗支教”的成本。

　　“轮岗支教”的成本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效益。当“轮岗支教”被当作一种强制行为和交换条件时，谁也不能保证“心不甘，情不愿”的老师下乡后能教好书。职称的评定条件要求的只是“支教”这种行为，并不对“支教”的效果进行衡量和评价。“支教”的好坏，全凭老师的责任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支教”质量的风险性。而这种风险性，是“交换”双方都无需承担的，它被转嫁到了学生们身上，由此而被“买卖”双方所忽略。

　　城乡教育水平差异巨大，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城乡经济条件的差别，使得乡村教育落后于城市成为必然。解决这种差别，加大乡村教育投入是关键。将“轮岗支教”作为评职称的条件，实际上是希冀通过教师们的“下乡支教”，部分解决乡村师资薄弱的难题。

　　为了获得职称，老师们去“支教”了，乡村师资问题看起来得到了缓解，孩子们有了城里的老师，可老师们是否尽职尽责，就不在制度考量的范围之内了。将职称与支教相联系，在将昂贵的交换成本转嫁给学生的同时，也使职称评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受到挑战。

　　职称这个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内容，以至于喧宾夺主、面目全非了。制度的设计者们，在给职称框定规矩方圆之时，多考虑考虑成本支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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