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贵平
据2月2日《华商晨报》报道，肇事车主撞死陈善学的女儿逃逸，第二天，一个神秘电话打进死者母亲的手机：肇事车当时闯了红灯。1月31日，陈善学夫妇带着寻找目击证人的大纸牌，站在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泪珠在脸上凝成了冰晶。然而，过往的行人只是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没有人停下……证据之于司法，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目击者站出来作证，是
破解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线索，也是陈善学夫妇为女儿讨回公道的希望。
主动站出来作证，不仅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因为作证有时确实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道义和良知驱使一男一女两位目击者拿起了电话，但勇气的匮乏又阻止了他们进一步的行动。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怯懦，但也有理由苛求他们见义勇为。
与现场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相比，事后的作证举动同样值得尊敬。如果我们将作证视为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那么，拒绝作证，就是类似于见死不救。拒绝作证，有可能使死者的沉冤难以昭雪。
美国神父马丁的名言想必大家不会陌生：“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有人将它演绎成“中国版”，同样让人振聋发聩：“有人欺侮麻旦旦时，我不是麻旦旦，我不说话；有人制造延安黄碟时，我不是受害者，我不说话；有人打死孙志刚时，我不是孙志刚，我还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人们都希望自己遇到困难和危险时，有人鼎力相助。可轮到别人面临困难和危险时，自己想到的却只是如何避免惹火烧身。这很可悲。这也可能使得恶人、歹徒越来越胆大妄为，最终，受害的可能会是自己———因为，你今天不为别人作证，当有一天你需要别人作证的时候，别人会不会同样保持沉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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