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两会期间，许多市民来信来电建议代表委员们能顺应民意，提出解除禁放的议案提案，《新京报》为此配发了社评(见2月16日《新京报》)。“禁放”问题，又一次被推到了关注的视野中。
笔者以为，自春节前至现在，有关禁放的议论比较多。但是仔细品读，立论大多停留在权利、利益诉求的层面上，读着这样的评论，尽管可以在一些概念意义上认清某些问题
，比如“少数人的利益不应被忽略”等，但是稍一接触具体问题，又无一例外地处于相对失语。比如，在禁放问题上，什么样的观点才是主流民意？是主放派，还是主禁派？在两种声音几乎相等的情况下，就算是程序再民主，立法中的取舍同样艰难。
我同意李曙明先生“鞭炮完全解禁仍不可能，但经过充分讨论、论证，最终通过的法律能够反映最多数市民的意愿，包括20%的少数群体呼声”的预测，但是，我却不同意他“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和遵守”的判断。
首先，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可能具有相等的机会与欲望———因为对社会事物的参与程度不同、表达机会的不均等以及一些从来就不关心立法的人大量存在，各方的利益诉求其实很难实现淋漓尽致；第二，民意中出现两种或多种意见旗鼓相当的格局时，所立之法尽管程序上民主，但内容则可能仍令各方互不服气，违背“部分民意”的法律，其命运同样会在“部分民意”的抵制中受到嘲弄。换言之，指望程序民主，就能获得民众对所立之法的自觉遵守，实在有些太过理想化。利益诉求没有得到立法满足的人，不可能具有很高的执法自觉性，所以即使是退而求其次的“限放”，也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当前，禁放问题的本质，在于无论是“禁”还是“限”，如果在执法层面的许多问题解决不了，法律立成什么样也没有用，禁放这类执法难度较大的事情尤其如此。因此，在本次“两会”上，如果涉及“禁放”立法，则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有效执法这个大前提，否则，无论是“禁”还是“限”，照样没有多大意义。
□马龙生(北京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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