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成为自治组织之后 居民公共权利由谁来掌握？

　　外滩记者张嫣/报道 小武/摄

　　“业主委员会的选举是业主自己的事情，应该由他们自己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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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0日上午9点，虹康花苑居委会主任徐培英向记者谈论起重新举行的小区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一直强调：“ 居委会的职责是协调和指导工作，居委会没有强制业委会决定的权利。”

　　去年10月，虹康花苑的首次业主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在业主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否决了，反对的理由是在推举业委会代 表时没有完全按照程序办事。

　　居委会不干涉业委会选举

　　其实，早在2001年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出于对小区物业公司管 理的不满，有部分居民主动向居委会提出建立业主委员会的要求，并由长宁区房地局第三办事处批准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就当时的选举来说，我们的程序算是比较透明的。”徐培英介绍。但这种“透明”也是被业主们“逼”出来的。

　　最初的选举程序是由居委会、房地局和业主组成了7人筹备组，通过楼组长的推荐，共在小区推出了43名选举代表 ，名单在每个楼道进行公示，并由其代表所有业主选举产生11位业委会委员。

　　但这并不能让所有业主满意，经过多数业主提名，对43名代表名单提出修正，共撤换了8名代表。代表选出的11 名委员也遭到了业主质疑，最后经过重新提名选举，产生了涵盖律师、企业老总、会计、审计、管理人员等在各方面有专长的 11名业主组成业委会委员。

　　第一次组织选举下来，徐培英仔细研读了《物业管理条例》、《城市居民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办事”的口头 禅就开始常常挂在她的嘴边。

　　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在2003年的换届选举中，程序规范上的疏漏成了选举成功的致命伤。

　　为了让更多的业主参与选举，筹委会决定将原来的43名选举代表人数扩充到71名，筹委会希望在原有的代表不变 的情况下增选28名新代表，而业主认为应该重新选举所有代表。最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选举的停滞。

　　“这种问题其实居委会出面作出决定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徐培英认为，当时《上海市物业管理条例》中没有规定居 委会参与业委会工作的法律地位，不能干涉业委会的工作和决定。

　　“居委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而社区是一个有共同利益共同文化的生活共同体，它本身不产生什 么权力，要有权力也是一个公共权力，什么事情都是通过协调的，不应该强制其他社区组织的行为。”上海社科院社科所所长 卢汉龙表示。

　　“居委会自治是社区自治很重要的一部分。”卢汉龙说。政府放手业主权利

　　在虹康花苑整洁优美的小区里转一圈，你会发现找不到任何健身器材。这就是第一届业委会做的一件"大"事。

　　在小区造好不久，为推进全民健身的进程，市政府发文要求上海每个小区划出健身用地，市、区政府、街道三方补贴 购买健身器材，虹康花苑也不例外。

　　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后，业主纷纷表示，在购买小区住房时规划中并没有健身用地的划分，而此时健身用地占了原本的 绿地。对此业委会讨论下来，希望政府能将健身用地搬迁至不影响居民生活的地块，否则就拆除健身器材。

　　按惯例此种情况必须上报各级政府，进行拆除审批。随后，市政府表示取消此类规定，放手让业主行使权利。

　　在没有行政压力的情况下，虹康小区的业委会拟将健身用地搬迁。然而其他业主都不愿意将此地迁至自己物业内，价 值3.6万的健身器材至今还在管理虹康花苑的新泾镇政府搁置着，留待业委会选址再迁。

　　"这种组织形式的主要体现是，业主们要通过民主的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其中还要和物业公司以及一些政府部门试 图控制业主委员会的行为博弈。

　　"在整个过程中，业主提高了业主维权活动的水平和合法性，培养了业主们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以及实际上的民主 意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文表示。

　　三驾马车的协调

　　从1999年开始，上海3396个居委会中就逐步试行直选，对居委会的"议事层"和"执行层"也进行分离的试 点，建立"社工站"分离居委会的政府职能，把居委会"从政府的一条腿"还原于宪法规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然而有学者对居委会自治的可行性作出了质疑。"现在，居委会将回归自治组织，但其基层政权组成部分的政治身份 无法完全剥离。回归自治组织之后，作为'政府一只脚'的居委会的历史资源、品牌资源有可能被作为 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所继承，原先居委会由法律规定和政府授权获得的政治合法性，现在可能转移给新的居委会，居民对新的居 委会的理解难以完全与原先居委会形成区别，政府在处理与居委会有关的事情时，也会受同样的影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 骏教授表示。

　　他认为一旦普及具有政府职能的"社工站"和自治的业委会，那职能进一步单一的居委会的存在就显得可有可无。

　　居委会究竟在社区自治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徐培英们。国务院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和近期正在征求意见的上海实施《物业管理条例》的若干 意见上，都比照旧的条例增加了关于业委会的设立要接受居委会的指导和监督。

　　这样的规定又赋予居委会一定的行政权利，但关于如何指导和监督，权限如何规制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友梅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就像三驾并驾的马车，是互相博弈 互相协调，谁在初期掌握主动权就占取了先机。

　　而浦东新区社会管理处王处长表示："居委会的职责在于协调社区的其他组织，居民对居委会长久以来产生的信任感 是居委会的优势。"但她还表示要发挥居委会的特长，就应该继续减少上级政府压下来的大量行政工作，这样有助于社区自治 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技术性民主的尝试

　　徐培英说自己已经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再挨家挨户地进行家庭纠纷的调解了。"现在很多问题居民都会用法律手段处理 。"

　　居委会的协调职责不应该是表现在狭义的调解居民纠纷的问题上，而是协调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等各方面，化解 其中的矛盾。

　　"我们的方式方法应该是民主的，而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徐培英说。

　　徐培英做的正是让居民了解现在居委会不是什么都管了，但可以积极地协调。为此她组织了"业主巡访团"，定时对 小区内的情况进行巡访，物业方面如有不足，可由巡访团向业主委员会提出，然后由其与物业公司协商。

　　"有些事情虽然不是由居委会去做，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好的途径来帮助居民维护自身的权力。"徐说，"将民主投入 不再高高搁在意识形态的橱窗里，而是通过技术转变的形式，将其呈现在日常形态中，也许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林尚立对此认为，基层民主的发展所形成的民主动员和所确立的国家与社会 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真正建成成熟而稳定的民主政治，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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