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文宇/云南报道

　　18岁的中国学生李永明说不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父母在缅甸佤邦做生意时生下了他。如今他怀着和大部分缅甸学生一样的梦想:到南部发达地区读高中，然后当一名缅甸老师。祖国、国旗已经在他的概念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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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边境，特殊的小“留学生”纷纷“留学”缅甸。熟视的现象背后暗藏着民族隐患。

　　无奈的乡愁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思茅地区，被北回归线穿越的墨江县是一个普通的哈尼族自治县，县城以南20多公里的雅邑乡有18岁的丁志明的家。

　　家里,有勤劳朴实的父母和两个满地乱跑的弟弟。在丁志明的记忆里,童年是和家里的几亩茶地和苞谷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是维系全家生存的惟一生活来源。贫穷使得丁志明读小学时不得不3次辍学。2000年,好不容易熬到五年级，丁志明已经是14岁的少年,二弟也到了该入学的年龄,但已经债台高筑的家里再也借不到丁志明小学最后一年500多元的学费。

　　叔叔的一封来信，给这个已经无能为力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叔叔在500公里外的缅甸佤邦邦康缅华小学做教师，他告诉丁志明，可以到缅甸佤邦读书，这里实行的是免费教育。

　　没有细想，求学心切的丁志明带上母亲卖掉家里最后的猪崽换来的50元钱踏上了异国求学路。从墨江县到思茅市，再转程孟连县。距离中国边境县城孟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南卡江边的云南勐啊口岸边防站。柏油路从这里中断，跨过一座长长的铁桥，在绵延的土路上，丁志明终于看到了尘土飞扬中叔叔的笑脸。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是1989年3月缅甸共产党解体后由当地佤族武装建立的地方政权，紧挨着边防站的邦康，是佤邦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这里和边境上的中国村寨非常相似，一样满是中文招牌，一样行走着皮肤黝黑的傣族和佤族居民，一样平房林立，只是道路两旁被灰土覆盖得已经看不出有什么植物。

　　最初的日子,丁志明十分不习惯。缅甸佤邦邦康缅华小学多数学生是佤邦军政要员的后代,他们没有求学的愿望，在学校里放肆地调皮着。升学考试,丁志明数学和语文两科仅得了138分,但这在毕业生中已是拔尖的成绩,他考上了缅甸佤邦的第一所中学——邦康振兴中学的公费生。

　　入学后丁志明把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条薄布毯托人带回了家，崭新的学校，衣食住行全包，配发了新的“行头”，不仅不收取各种费用、免费提供吃住，初三以前每月还能领到10元的零花钱。这对一直被贫困折磨的丁志明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福。

　　高兴之余，和其他来自国内的孩子一样，丁志明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班里的38个同学，有一半来自国内，垄断了成绩排名靠前的席位。除了没有中国历史和地理外，学校的课程和国内普通中学一样。学校每周安排4节缅文课程。

　　“虽然读的书是一样的，可是这里的学习氛围和质量还是不如家乡的好。”读上初三后，丁志明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缅甸佤邦从中国购进的试卷考试，拿着佤邦政工部出具的初中学历证明，回国继续读高中。他把学校发的零用钱全部积攒下来，准备支付高中学费。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到省城昆明去读大学。”说这话时，丁志明的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同时他也担心，攒下的200多元钱，连高中一学期的学费都无力承担。如果留在缅甸佤邦，根据当地政策，初中毕业，他就可以被安排进政府部门工作，工资从100多元至600元不等，还可以免费吃住，并享受医疗及养老的保障。

　　类似的乡愁，一样缠绕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妇女主任兼龙潭小学校长杨月梅心头。

　　在缅甸佤邦龙潭小学见到的杨月梅，已然是一个有迟暮之感的当地中年妇女。初春的天气尚夹杂着寒意，她裹着陈旧的棉衣，脚上却踏着一双白色的皮凉鞋。杨月梅是中国思茅另一个贫困边境县——西盟县的新厂乡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毕业后，她成了当地有学问的人之一。在很多庄稼人羡慕的目光中成为一名小学代课教师。可是由于没有公派教师名额，她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块钱的工资，连温饱都满足不了。

　　窘况下，1985年她不得不投奔在缅甸生活的亲戚。军事化管理的缅甸佤邦龙潭小学建校后，她又走上了讲坛。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学校负责食宿和医疗保障，这样一干就是14年，她当上了校长，也到国内找寻需要工作的老师和师范毕业生到这里任教。在这里她为人妇，为人母。

　　望着学校周围寂寥的荒山，闻着路边传来的阵阵苦甜夹杂的罂粟花香味，杨月梅不敢想仅几十里之外的故乡，因为她已经不可能回去。她说，在缅甸佤邦，至少还能为她保障一个终老。

　　据云南省教育厅调研，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云南边境线上明显的学生外流现象开始出现，思茅、临沧、保山等边境地区尤其突出。云南省思茅行署教育局统计，至2002年，已有583名学生，因为贫困和家庭搬迁，到缅甸佤邦求学。他们中间很多是跨境而居的佤族和拉祜族。

　　佤邦的兴学之路

　　从云南省孟连县进入缅甸佤邦的中心城市邦康是很容易的事。当地居民凭边民证每天自由出入边防站，外地人也只需办理一个边境出入证就能跨进缅甸土地。

　　离边防站六七公里的一个小山包上，耸立着崭新的缅甸佤邦邦康振兴中学。这是一所小学、初中和职业培训合一的学校。学校里看不到一处缅文，蓝色的大门是牌坊式建筑，门两侧用中文魏碑体写着“勤学俭修成大器，历尽千心苦与乐”。

　　进入学校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庄园，各种果树、农作物铺陈在四周。蜿蜒百米才看到一排排白色的砖混结构校舍。可容纳800人的大礼堂里，高悬着缅甸国旗和佤邦的区旗。学校配备的图书馆和计算机教室，使得与记者同行的云南省孟连县教育局督导主任王老师不由得羡慕。

　　缅甸邦康振兴中学建校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的字样:“佤邦自有史以来，就是缅甸最贫穷落后的地区，除了地处边陲和连年战火，佤邦联合党、联合军意识到没有文化是导致贫穷最重要的原因。为此，决定立足教育改变佤邦人民的生活现状。

　　在陆续建设了百余所小学后,缅甸佤邦联合党、联合军提出倡议兴办中学,于1994年成立邦康振兴中学董事会筹资建校。建校总投资6722817元，校舍建筑面积7328.8平方米。1997年3月正式开学,现有学生600多人,教职工50人。缅甸佤邦政府每年给五年级以上的佤邦公民子女320个公费就读的名额。初中毕业或职业培训后,统一分配就业。”

　　50多岁的校长魏学良操着一口浓重的云南临沧口音，原在云南省双江县教育局工作的他，在担任缅甸佤邦171军区司令员的大哥魏学龙推荐下，来到学校担任第二任校长。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缅甸佤邦实行免费教育之外，还在振兴中学、宏邦中学、回峨小学以及万宏小学等多所学校开展吃穿住全供的公费教育，每年最少有3000名学生受益。因为当地居民没有入学的习惯，所以只要学生愿意读书，无论国籍，每人都能享受到政府每月300元的供给(其中学校支配250元，学生支配50元)。

　　改革开放后，随着边境贸易的升温，除了云南临沧、思茅等边境地区，云南内陆以及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的居民拖儿带女进入缅甸佤邦做生意。在缅甸佤邦各个学校，中国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0%。

　　魏校长很是自豪地说，邦康振兴中学毕业的554名学生，已经陆续分配到了佤邦银行、税务、海关、电站等各个重要部门。佤邦选拔人才不分国籍、不论种族，在这个百业待兴的地方，部分流失到佤邦的中国学生，看重的是这里的就业机会。这些学生和家庭困难的学生所占比例达到外流学生的1/5。

　　需要就业的还有老师。23岁的小学老师苏梅来自于云南思茅景东乡,1999年师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阿姨介绍下,进入缅甸佤邦振兴中学。邦康高昂的物价和贫乏的生活,使她并不满意现状，但与许多师专同学相比,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

　　邦康振兴中学50名教职工里，仅有5名教授缅语的老师是本地人。而在佤邦惟一的完全中学宏邦中学，老师全都来自于云南昆明。他们离开故乡繁华的闹市，留在陌生的缅甸佤邦，拿着比国内还微薄的工资。

　　重视教育使得缅甸佤邦的教育发展迅速,1989年全佤邦仅有各类学校20余所,在校学生不足500人,教师不足100人。11年和平建设时期,佤邦共投入资金6240.5万元用于教育发展。2002年,建校的速度以14.25倍剧增,拥有了289所学校和千余名教职工,在校学生达到20754人。

　　学生的边缘化危机

　　同样是中国学生，丁志明的同学李永明却说不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父母在缅甸佤邦做生意时生下了他。18岁的他怀着和大部分缅甸学生一样的梦想:到南部发达地区读高中，然后当一名缅甸老师。而祖国、国旗已经在他的概念里模糊。

　　学生的流失带来了政治边缘化问题。在缅甸佤邦的学校，西方一些国家和中国台湾，通过资助办学，用赠送文具书籍、衣被，甚至是给予生活补助等手段，在教育、宗教的掩护下，对边民进行渗透式的“西化”和“分化”。

　　1997年缅甸佤邦邦康振兴中学成立的时候，使用了2年台湾“国立编译馆”和“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免费提供的教材。

　　在台湾《国文》教材第一册中这样阐述“实践三民主义”:“要认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我们立国的基础与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也是战胜共产主义的思想利器。要宣扬三民主义:不仅我们在复兴基地的国人要认识三民主义，而且更应该让大陆同胞、海外侨胞及外籍人士了解，才能发挥三民主义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大量编印三民主义的各种书刊及翻译本，输往大陆，运往海外。”

　　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该区推行的只是小学教育，学校和军队是一体化管理，小学免费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应征入伍。

　　与被迫出境的中国穷学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缅甸佤邦政要和富足人群的孩子都被送往中国国内求学。龙潭特区的书记告诉记者，他在云南思茅读高中的儿子选择了理科。

　　在缅甸佤邦的师资环境下，学生受到的教育是有限的，就算使用中国教材的学校，也会因缺科和师资薄弱，使学生难以再跟上国内的教育。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刘稚研究员认为:这是另一种文化边缘化的直接体现。

　　云南西盟县大黑山边防站是中国学生抵达缅甸佤邦龙潭特区小学上学的必经口岸，走出边防站不到5公里，在缅甸佤邦公路的两边，就蔓延起了盛开的罂粟花海。这些妖艳的花束盛开在居民的房前屋后，阳光下成熟罂粟果实已经流淌出白色的毒汁。一路上，带着孩子的妇人，穿着军服的军人，在各自的田地里用专用刀具收获着充满诱惑的颗粒。佤邦种植罂粟的历史久远，如今已在通过替代种植，逐步实现2005年消灭罂粟种植的诺言。

　　在邦康，热闹的集市上可以买到黑色的鸦片，城市里最豪华的楼宇是座赌博城。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集市，一位来自云南大理、在此开餐馆的老板直言不讳地说，他主要的生意是毒品。而他9岁的女儿当时正在店里看电视。在云南邦马寨，只要10分钟就能走到缅甸，这里离境外毒品集散地很近，村民说村里的隐君子清晨跑过去抽几口，返回时家人都还没有起床。有时在田间毒瘾上来时，丢下手中的活计跑过边境去吸毒，回来再接着干活，“就好像歇一口气、喝一口水一样”。

　　罂粟成熟的季节,也是学生季节性流失的时节，云南西盟很多家庭经常在这一季带着孩子到缅甸佤邦收大烟，一次他们能带回五六千元收入。云南省孟连县教育局局长郭光灿说:“边疆穷惯了，有点好处就会形成边民外流。”与毒品交融的生活，又给中国孩子带来了另一种意识边缘化。

　　这些事实使得云南教育部门意识到，加大对边境教育的资金投入，尽快解决边境县校点不足、办学条件差、师资不足、设备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的软肋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03-2004》中，中国国际竞争力排名较上一年度有明显下滑。全球竞争力项目主任、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卢佩斯·克拉柔·奥古斯都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独家专访时解释说，世界经济论坛是根据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3个主要指数——宏观经济指数、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指数来对一个国家的成长竞争力作出评判的。在奥古斯都看来，中国的软肋是行政体制效率不高，要解决中国行政体制效率不高的问题，主要途径还是提高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奥古斯都提醒:“这个问题很严重!重要的不是排名，而是排名说明的问题。”毕竟，从长期来看，教育是未来发展的发动机。

　　“三免费”的杯水车薪

　　云南紧邻缅甸、老挝、越南三国，国境线长4060公里，都是陆地边界，无天然屏障，有16个民族跨国境而居，“一街跨两国、一寨跨两国”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教育不仅关乎于百年大计，还直接影响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门形象和国土安全。

　　针对学生外流现象，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云南省边境沿线行政村以下小学学生免费教育实行办法》。从2000年起，安排1800万元，对8个地州、25个边境县、129个边境乡镇里的边境行政村的13万名小学生，实行免除课书费、文具费、杂费的“三免费”措施。标准是每人每年150元。

　　2001年，“三免费”实施的效果显现:未入学的学龄儿童大批入学，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学生返回学校，少数因经济困难到境外就学的儿童也回国上学，仅金平县就新增学生2000人。

　　2002年，“三免费”教育扩大到边境53个扶贫攻坚乡的初中生和小学生，经费增加到4400万元。5万名初中生也被列入享受行列，27万中小学生获得资助。

　　2003年，“三免费”继续扩大到7个人口较少民族和藏族聚居区的初中、小学学生，经费增加到5167万元，31万中小学生从中受益。

　　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李云芳介绍，这项措施使得100多名外流国外的学生回到国内学校读书。但同时，尽管目前云南省已经累计在“三免费”中安排资金1.31亿元，但这项政策还是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困境。

　　按照“三免费”的标准，小学每名学生每年150元，初中250元，但记者在云南省勐马镇中心完小的收费公示栏上看到，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一年的课本费和杂费需要159.3元;而云南省孟连县民族中学初64班的周梅告诉记者，仅上学期她的课本费和杂费就达到301元。“三免费”就算足额给到，也不能完全解决学生的上学困难。

　　同时在云南孟连县，因为可享受现行“三免费”政策的学生数量太多，按照省里的拨款平摊，一个初中生一年只能拿到61.05元的补助，小学生拿到的每人每年114.74元，连基本标准都达不到。

　　微薄的“三免费”实质上只是一种补助，不足额度还是得靠家长掏腰包。

　　一日两餐，每餐0.1元

　　离2004年上学期开学还有22天的一个周六,云南省孟连县公信中学的林佳校长离开学校,沿着曲折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离学校31公里外的公信乡斑文村。他此行的目的是到村里挨家挨户地做家访,保证73名学生开学都能按时上课。

　　这条掩映于山岭、沟壑间的坑坑洼洼的小路，是村里孩子求学的必经路途。一般人气喘吁吁、连滚带爬要走6个多小时的山路，孩子们却在长期坚持下花3-5小时就走完。

　　斑文村是个典型的佤族村落，村民们择山头而居，住在四面透风、无法挡雨的茅草屋里。公信乡是云南省孟连县最贫困的乡镇之一，农户年均收入506元、304公斤粮食。而在斑文村，80多户农户年收入还不到乡里的平均水平。村民指着陡峭的山坡间零星的农田叹息道:“种一山坡，收一箩筐”。每年一到3月-6月缺粮的季节，70%的人家就开始饿肚皮。

　　在农户岩礼的茅草屋内，惟一的家当就是一张用竹笆做成的空床和一口铁锅。年届不惑的这位佤山汉子有3个孩子，都是上学的年龄。“五六百的学费，我上哪儿弄？”岩礼向林校长诉苦道。

　　为了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孟连县把每一个学生的入学指标，落实到了老师、家长、村干部及镇级工作人员。为了逃避处罚，家长把孩子甩给学校。

　　林校长最愁的是每次开学就看到学生双手空空的来。在公信中学，每学期都有40%的学生交不出一分学费。为此，全乡129个老师已经为学生垫付了至少4.5万元的书费。

　　学校去年刚靠义务教育工程项目建了一幢教学楼，可还有5个班级的学生得在用竹条搭起的教室里上课。教室的竹笆墙壁上连块黑板都挂不上。林校长四处向挂钩扶贫的单位讨桌椅和床架。

　　为方便山区的学生就读，学校租下粮管所6间库房做636名学生的宿舍。12平方米左右的宿舍里放满了9张高低床，没有其他设施。这里得挤下26名学生。很多学生买不起铺盖，就几个人盖一个布毯。

　　除了住宿，吃饭也是伤脑筋的事。一分钱学费都交不上的学生，一粒米也带不来。学校得靠民政局发放的救济粮，给学生提供每日两餐，每餐只有一个腌菜汤或青菜汤做点缀。

　　云南省思茅行署教育局局长白文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去年“非典”肆虐期间，云南孟连县勐马镇帕良小学很多学生因为没有铺盖，挤在狭小的宿舍地板上睡觉而相继患上感冒。这场风波把学校简陋、恶劣的寄宿环境推向了人们面前，这才为孩子们争取到了1500张新床。而在云南公信乡戈地村完小，记者看到屋顶已经被毁坏的食堂里,储存的蔬菜除了冬瓜就是南瓜,校长介绍这些是263名学生下学期的蔬菜。

　　云南省孟连全县35所完全小学的6416名住校生，在平均享用1984年核定的2200人26.4万元的伙食补助，每人平均每顿只有0.1元的标准。

　　这些地方的学生，虽然贫困，但因不符合“三免费”的地理条件无法享受补助，一些家长在老师家访时纷纷抱怨:同样是扶贫攻坚乡，“三免费”为何不能一视同仁？抵触情绪使得这些贫困乡镇的书费和杂费收取困难。同时就业的困难，也使“读书无用论”在这些地区盛行。

　　云南的贫困面十分广泛。目前全省129个县市中，只有28个县市的财政能自给。有国家重点扶持开发的贫困县73个，省级贫困县6个。全省有1050万的贫困人口，去年年底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群众还有260万。贫困地区的贫困学生数量高达180万-200万。

　　除了“三免费”之外，云南省救助贫困学生的项目还有半寄宿制学校(每个学生每年给120元的寄宿补助)，2003年补助金额达到5320万元，享受的学生数量达到43万人；2003年云南省投入1070万元补助全寄宿制学生，每人每年给予补助250元;另外，没有达到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贫困县，去年还得到了2300万元教科书补助。

　　李云芳介绍，光是省一级补助学生的费用，2003年就达到亿元以上，但即使如此，能够享受到补助的学生只占到一半。

　　在云南获得最高补助的学生是在昆明师大附中就读的200多个民族学生，他们一年能拿到2000元的生活和住宿补助。但这也比不了缅甸佤邦邦康振兴中学公费生每月300元拨款，一年3000元的标准。

　　民族教育的隐痛

　　云南4300万人口中，有少数民族人口1300万。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云南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5年，比全国低1.3年，少数民族就更少，佤族只有4.26年，拉祜族3.82年。边境落后地区办学历史也很晚，孟连从1952年才开始，西盟从1958年开始。

　　民族教育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质量问题。云南还有六七百万民族人口听不懂汉语。现在13种文字已经进入双语教学，有些老师在同时给3个班上课的同时，要用两种语言授课，一堂课用到学生身上的有效时间不足5分钟。致使有的地方“村村有学校，人人上过学，但个个都是文盲”。在德洪、思茅等地，小学全科及格率为零,语文成绩平均只有7.5分，教师素质也令人担忧，一名在昭通当了28年民办教师的老师，写一封700字的上访信，竟然有400多错字。

　　民族教育条件差，也是个困扰。在孟连县，7所中学最大规模只能容纳5000名学生，目前有1000名学生在简易校舍上课、住宿。2004年为实现“普九”，初中班级将增加20个，生源增加1000余人，需要新增校舍面积20446平方米。但面对1635万元的投资，已有1200万元教育欠债的当地教育部门一筹莫展。

　　云南省孟连县惟一一所民族中学建在原部队营部，现在部队重新驻军，要求学校在2005年前搬出。没有校址和经费，学校校长李志急白了头发。

　　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李云芳介绍，国家教育部在云南的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和改善办学条件上。2003年的投入约是2亿-3亿元。

　　但和国家教育投入数目形成对比的是,近两年来云南财政的净上缴数额，2002年和2003年每年都是260多亿元。这样的上缴和下拨显然不符合云南的实际。

　　他强调，现在云南民族教育的落后和社会的落后一样，是一种综合落后，没有特殊的措施，单靠自身很难承担发展，需要中央的高强度支持。

　　这种落后一朝不变，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学生在贫困的环境下流失，带来的其实是民族隐患。

　　云南省孟连县民族事务管理局的一份资料显示，缅甸佤邦在兴国建设中，以教育、医疗的免费政策和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边民。1999年10月和2000年3月，缅甸佤邦先后将10多万北部靠中缅边境上的居民，迁往南部土地肥沃的缅泰接壤地区。搬迁过程中每人发放1000缅币的补助，免费车辆接送，负责群众一年1830公斤的口粮，每户能领取一头耕牛、餐具和生产工具，搬迁后还有1000泰铢的生活安置费和适当医药费。

　　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副所长刘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缅甸佤邦两次南迁发生的政治背景是缅甸政府与邻国泰国关系紧张，缅政府想借助佤邦军事力量，缓解泰国边境的压力。

　　南迁后，空缺出的缅甸佤邦北部建设发展机会又吸引了一批中国居民，加之2000年云南边境县城孟连碰上十年不遇的霜冻，农民所种的咖啡等经济作物损失惨重，在移民政策的诱惑下，一些居民挑起家当就走了。保守估计缅甸佤邦几次移民后，中国国内的居民流失量达到5000人左右。

　　中缅边境民族跨境而居的现象，有着特殊性。虽然属于不同的国籍，但都是佤族，直到近现代确定了边境线后，才被一条有形的线条隔离，但民族间上百年的天然联系却没有中断。通婚、贸易、宗教、文化甚至政治的互通都在影响着他们的共同认知和行为。

　　民族共通性、民族感情能形成民族向心力,向心力一旦起作用,经常会模糊国界意识。佤邦作为一个政权,为了扩大势力,一直在招兵买马,通过教育、移民、发展机会等优惠手段吸引中国居民,并向边民输出一种民族向心力。佤邦政府政权阶层多数来自于中国国内,以往的社会关系和对当地居民的了解有利于利用这种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之于我们就是一种离心力。

　　同时,跨境民族的特点是迁徙不定，跨境手续简单,一旦国内学生或是居民在制度环境完全与国内相悖的那边结成一定社会关系后,有可能从事一些非法活动。佤邦在缅甸的武装割据状况存在动荡的因素,这种非正常的政治状况,给个人发展也带来了不确定性。

　　云南大学中缅问题学者李晨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缅方边境也有机构在宗教慈善、讲经传道的掩护下，给美台间谍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收集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策反大陆人员。随着边境口岸的开放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出入境人员更加繁多和复杂，反渗透的工作将更加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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