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成功的那一刻应该是看着一个研究生渐渐 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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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现在已有１５亿人受到脑神经疾病的困挠 ，而治疗的药物不多，这让我特别感兴趣

　　撰稿／李宗陶(记者)

　　毗临清水湾的香港科技大学极美。视线所及，是远山、碧海、现代建筑群以及数位开宝马车的学生。

　　然后，叶玉如教授如约而至：玫红色上装、黑色及膝短裙、黑丝袜、黑皮鞋，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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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钻耳环点亮全身。她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是，在回答每一个问题之前，总是温婉一笑，带点羞涩的意思，很女人。“国语讲得不是很好，我尽量”，她说。

　　获奖

　　记者：听到获奖时您在做什么？第一个告诉了谁？

　　叶玉如：当时我正在电脑前工作，第一个打电话告诉先生，然后是两个孩子。他们听到消息都很高兴。

　　记者：欧莱雅公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手评选的这个“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2001年您曾经获得提名奖(即入围)，而今年终于获得大奖。您认为，是什么说服了评委团，让他们将这个奖颁给您？

　　叶玉如：从1983年在哈佛取得药理学博士学位以后，我专注于神经生物学有20年了。这门学科包括研究脑的功能、与脑神经相关的疾病。我主要从事神经营养因子及神经信号传导等领域。这两年里，我和我的团队取得了一些突破，像发现了一些新的神经营养因子，弄清楚这些蛋白是如何作用于神经细胞上的受体。这些成果有助理解神经营养因子如何激活表面受体、参与神经细胞的分化及维持过程……我不知道这样讲，你听不听得懂？

　　记者：不是很懂，虽然我来之前恶补了一下什么叫神经营养因子，什么叫突触。换种方式，能不能告诉大家，您的研究可以带来哪些好处，譬如，可不可以设想一下，若干年之内会有一种增强记忆力的药出现？

　　叶玉如：我们的研究，可以应用于治疗神经退行性病变，像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等等。我们发现的好几种因子已经到了第二期、第三期的实验，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药。我们正在用新的分子作为靶点来筛选药物，这个时间(制成药品、完成临床试验)不会太远，我想10年之内吧。

　　中科院院士、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钢已是第二次担任该奖项的评委，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明了叶玉如当选的理由：叶教授的研究获得了全球范围内同行的认同，她在主要核心期刊上的130多篇学术论文被转载或引用9000多次，拥有12项专利；她的《神经肌肉突触新信号传递机制的鉴定》项目获得2003年度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而2001年，她就已经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时年46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他还透露，由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挂帅(1974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Christian de Duve和另一位德裔科学家)的12名评委，历时半年多，从全球200名左右的女科学家中初评了55位入围者，再从中评出各洲唯一的大奖。裴钢的办公室里，五大洲55位女科学家的资料躺在红、蓝、粉、黄、绿5种颜色的资料夹里，堆成半米多高。

　　这个被称为“女性诺贝尔奖”的奖项与诺贝尔奖之间有何差别？裴钢说，这不是一个科研单项奖，更侧重于对女科学家整个学术生涯的评价；这个奖兼顾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公共服务三方面的贡献；此外，它考虑到各大洲的差异，在每个洲分设一个名额，让每个洲的女科学家都有机会得到表彰。裴钢认为，这个奖项选拔出来的，是五大洲主流女科学家的代表人物。

　　选择

　　记者：是什么让您选择在1993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据我所知，当时您已经在美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工作了八九年。

　　叶玉如：这是我人生几次比较大的选择之一。当时，香港科技大学刚刚筹建，是新大学，给我很多机会，而我也希望能够影响和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科学这一事业，希望对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家有帮助，所以回香港了。这个选择肯定是对了。

　　记者：求学时代，您是个好学生吗？读得很苦吗？后来怎么会选择分子神经学作为一生的事业？

　　叶玉如：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没有交过学费，因为每年都拿奖学金。上中学的时候，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生物老师特别好，讲课非常清楚，她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们还有联系。她那时候教导我说，科学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过程，而其核心就是要有好奇心，好奇心和理解力让我们对科学更为热衷。

　　我在哈佛读博士的那一段比较辛苦，那时候导师刚建实验室，我是他的第二个研究生，半夜常常做到三四点才回去，常常是最后一个熄灯的人。

　　我在最近的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全球现在已有15亿人受到脑神经疾病的困挠，而治疗的药物不多，这让我特别感兴趣。

　　记者：您是否认为自己有一些特质，让您取得今天的成绩？您如何评价自己？

　　叶玉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好多因素决定了我今天的状态，首先是对科研的热忱，我热爱它，所以工作认真，尽量把事情做好。还有一个是我喜欢团队合作，有共同目标的人能一起合作，成功的机会比较高，大家一起做事也会很开心。

　　记者：您如何评价香港的科研环境？

　　叶玉如：我在香港出生和长大，对它充满感情。我非常认同一个支持女性投身于科学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非常幸运的是，我觉得这里是一个有着平等机会的社会，让我能够探寻我的科学梦想。

　　对于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才、充裕的研究经费和配套的仪器设备。在人才方面，香港有优势，这里有许多在国外受过训练的人，他们很勤奋，做事很认真。香港的法律比较完整，在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还有一个长处是与国际学术界有长期的接触和联系网络。

　　记者：我看过一些资料，说您先后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同济医学院工作过，您能比较一下大陆和香港的科研环境和氛围有什么不同吗？

　　叶玉如：我没有在内地工作过，在上海和南京，我只是担任它们的客座教授。10年前，我去大陆访问的时候，发现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仪器不够好、资金不足，从国外回来的人也不多。而近两三年我再去，每年都会发现新的进步，有些重点实验室的设备比香港还要好，仪器的保养也做得非常好。国家这两三年在生命科学上投入的经费多了，进展非常迅速，有越来越多国内的学者在《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生物化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高水平文章，这说明，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裴钢在作两地比较时也谈到，从科学研究的水平来看，内地女科学家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像此次同样进入最后一轮评审的另两位中国女科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闻玉梅教授、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的董绍俊研究员，在各自的领域都相当出色，但由于接触范围的原因，她们的成就还没有广泛地被国际同行了解。相比之下，香港科学界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更高。

　　角色

　　记者：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从小想当科学家，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拿的是名校物理系博士学位，但毕业以后却放弃了本专业。她说，科学世界还是一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女性要取得成绩，必须放弃很多。我想知道，您当年是否也做好了放弃许多的准备？

　　叶玉如：很坦白地说，我没有做好什么准备要放弃一些东西。当然，在这条路上，你必须克服许多困难。作为女性，我有很多角色，譬如我是先生的太太、孩子的妈妈，我要照顾家庭，我是学生的老师，我是研究团队的带领者，这三者要取得平衡，时间分配要很好。我是很幸运的人，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这对一个女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

　　记者：当一位男性成功时，人们通常会注意到他“背后的女人”。您的成绩，与家人也分不开。愿意谈谈先生吗？

　　叶玉如：(拢了拢头发)他不是香港人，经商……我们可不可以不谈他。我想应该尊重他的私人空间，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将他领到他也许不喜欢的公众视野里。

　　记者：说说您普通的一天，因为您刚才提到时间分配。

　　叶玉如：我早晨7点半到办公室(记者在采访叶教授的学生时了解到，她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通常在9点左右进实验室)开始工作，然后进实验室，或者开会。因为我还担任科大理学院的院长和生物化学研究所的所长，有一些行政工作，大约要占掉我的一半时间。通常在12点吃午饭，常常一边工作一边吃。晚上尽量回家吃饭，当然有时要出席一些事务性的晚餐。工作做不完，当然会带回家做，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计算过每天的工作时间。

　　我会跟先生和孩子们聊天，也会一起看电视、逛街，如果有空的话。好在孩子们的读书不需要我参与，他们很用功。

　　记者：您跟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女科学家很不一样，譬如说这套时装就很漂亮。您化妆吗？喜欢首饰吗？您出席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在一群男科学家中间特别显眼？

　　叶玉如：哦，是吗。我平时不化妆，上次欧莱雅公司来拍片子是我第二次化妆，第一次是结婚时。我喜欢戴耳环，每天都会选一款来配衣服。

　　在科学这个领域，我没有觉得有性别差异。我去开会，跟别的科学家讨论，没有觉得自己是亮点，也不觉得因为我是女性而人们用不同的眼光看我。

　　裴钢对所接触到的女性科学家有如下印象：与男性科学家一样，对科学非常执著，她们谈论起自己的研究，都那样兴奋，眼睛会放光。女性的优点是耐心更好、坚持性强，但相比之下，她们的负担更重，格外需要家庭支持。就学科而言，从事数学、物理学研究的女性较少，从事理论研究的也偏少，但在生命科学、医学领域，女性应该占有一半以上的比例。尽管中科院现在的女院士只占7%，但裴钢相信，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科学研究的塔尖。

　　榜样

　　实验室里，十余位年轻人穿行在各种仪器和试剂瓶之间，小罐装的中药材尤其显眼，这是叶玉如和她的团队目前从事的研究：用中药来筛选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药物。在那里，叶玉如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有学生叫她的英文名Nancy。

　　香港女子叶翠芬是跟随叶玉如10年的学生：读完博士、博士后，一直在其实验室工作。她对导师的评价是：温和、热忱、开朗、不会摆架子，“很幸运能跟她那么多年。”

　　“导师非常注重能力培养，带领我们多出成果。我是一年半以前来香港的，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是对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硕士毕业的刘豫鑫这样说。

　　“设定每个人的研究方向时，导师跟我们是有商有量的，不是由她一个人说了算。一旦确定，她会全力去帮你。我在她身上学到，对工作要很投入。”香港大学博士毕业的张晓宜正在叶玉如门下攻读博士后。

　　还有学生告诉记者，为了一个学生，叶教授曾向国外写了近20封推荐信，这在博导中是不多见的。

　　记者：您现在带多少学生？

　　叶玉如：5位博士生、3位硕士生，香港、内地一半一半。招得太多对学生不公平，我每年不会超过8-9个。已经毕业的有12位博士、9位硕士，大部分都出国了，也有的留在香港教书，出路各不相同。

　　记者：许多学生称导师为“老板”，您觉得这个称呼怎么样？

　　叶玉如：“老板”不是很好的称呼吧。每个学生都是为自己在做，他们应该是发自内心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心甘情愿地付出。我的博士生的课题，并不都跟着我走，我们会讨论，看他的兴趣在哪一方面，我配合他的兴趣来选定，最后达成共识。但科学研究困难很多，失败多过成功，所以中途修改的情况也常常发生。

　　记者：您感觉自己最成功的那一刻是在什么时候？

　　叶玉如：应该是看着一个研究生渐渐成熟起来。从他们第一天进实验室，对许多东西还很陌生，到最后成熟，这是我最高的满足。训练学生是我一个重要的责任。

　　叶玉如的一双儿女常常学习到深夜两三点，要母亲催了才肯睡。学生们说，大约是有这样一个榜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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