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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时尚元素的女科学家叶玉如(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07日11:43 新民周刊


“最成功的那一刻应该是看着一个研究生渐渐 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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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现在已有15亿人受到脑神经疾病的困挠 ,而治疗的药物不多,这让我特别感兴趣


  撰稿/李宗陶(记者)

  毗临清水湾的香港科技大学极美。视线所及,是远山、碧海、现代建筑群以及数位开宝马车的学生。

  然后,叶玉如教授如约而至:玫红色上装、黑色及膝短裙、黑丝袜、黑皮鞋,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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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钻耳环点亮全身。她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是,在回答每一个问题之前,总是温婉一笑,带点羞涩的意思,很女人。“国语讲得不是很好,我尽量”,她说。

  获奖

  记者:听到获奖时您在做什么?第一个告诉了谁?

  叶玉如:当时我正在电脑前工作,第一个打电话告诉先生,然后是两个孩子。他们听到消息都很高兴。

  记者:欧莱雅公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手评选的这个“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2001年您曾经获得提名奖(即入围),而今年终于获得大奖。您认为,是什么说服了评委团,让他们将这个奖颁给您?

  叶玉如:从1983年在哈佛取得药理学博士学位以后,我专注于神经生物学有20年了。这门学科包括研究脑的功能、与脑神经相关的疾病。我主要从事神经营养因子及神经信号传导等领域。这两年里,我和我的团队取得了一些突破,像发现了一些新的神经营养因子,弄清楚这些蛋白是如何作用于神经细胞上的受体。这些成果有助理解神经营养因子如何激活表面受体、参与神经细胞的分化及维持过程……我不知道这样讲,你听不听得懂?

  记者:不是很懂,虽然我来之前恶补了一下什么叫神经营养因子,什么叫突触。换种方式,能不能告诉大家,您的研究可以带来哪些好处,譬如,可不可以设想一下,若干年之内会有一种增强记忆力的药出现?

  叶玉如:我们的研究,可以应用于治疗神经退行性病变,像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等等。我们发现的好几种因子已经到了第二期、第三期的实验,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药。我们正在用新的分子作为靶点来筛选药物,这个时间(制成药品、完成临床试验)不会太远,我想10年之内吧。

  中科院院士、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钢已是第二次担任该奖项的评委,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明了叶玉如当选的理由:叶教授的研究获得了全球范围内同行的认同,她在主要核心期刊上的130多篇学术论文被转载或引用9000多次,拥有12项专利;她的《神经肌肉突触新信号传递机制的鉴定》项目获得2003年度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而2001年,她就已经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时年46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他还透露,由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挂帅(1974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Christian de Duve和另一位德裔科学家)的12名评委,历时半年多,从全球200名左右的女科学家中初评了55位入围者,再从中评出各洲唯一的大奖。裴钢的办公室里,五大洲55位女科学家的资料躺在红、蓝、粉、黄、绿5种颜色的资料夹里,堆成半米多高。

  这个被称为“女性诺贝尔奖”的奖项与诺贝尔奖之间有何差别?裴钢说,这不是一个科研单项奖,更侧重于对女科学家整个学术生涯的评价;这个奖兼顾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公共服务三方面的贡献;此外,它考虑到各大洲的差异,在每个洲分设一个名额,让每个洲的女科学家都有机会得到表彰。裴钢认为,这个奖项选拔出来的,是五大洲主流女科学家的代表人物。

  选择

  记者:是什么让您选择在1993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据我所知,当时您已经在美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工作了八九年。

  叶玉如:这是我人生几次比较大的选择之一。当时,香港科技大学刚刚筹建,是新大学,给我很多机会,而我也希望能够影响和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科学这一事业,希望对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家有帮助,所以回香港了。这个选择肯定是对了。

  记者:求学时代,您是个好学生吗?读得很苦吗?后来怎么会选择分子神经学作为一生的事业?

  叶玉如: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没有交过学费,因为每年都拿奖学金。上中学的时候,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生物老师特别好,讲课非常清楚,她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们还有联系。她那时候教导我说,科学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过程,而其核心就是要有好奇心,好奇心和理解力让我们对科学更为热衷。

  我在哈佛读博士的那一段比较辛苦,那时候导师刚建实验室,我是他的第二个研究生,半夜常常做到三四点才回去,常常是最后一个熄灯的人。

  我在最近的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全球现在已有15亿人受到脑神经疾病的困挠,而治疗的药物不多,这让我特别感兴趣。

  记者:您是否认为自己有一些特质,让您取得今天的成绩?您如何评价自己?

  叶玉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好多因素决定了我今天的状态,首先是对科研的热忱,我热爱它,所以工作认真,尽量把事情做好。还有一个是我喜欢团队合作,有共同目标的人能一起合作,成功的机会比较高,大家一起做事也会很开心。

  记者:您如何评价香港的科研环境?

  叶玉如:我在香港出生和长大,对它充满感情。我非常认同一个支持女性投身于科学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非常幸运的是,我觉得这里是一个有着平等机会的社会,让我能够探寻我的科学梦想。

  对于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才、充裕的研究经费和配套的仪器设备。在人才方面,香港有优势,这里有许多在国外受过训练的人,他们很勤奋,做事很认真。香港的法律比较完整,在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还有一个长处是与国际学术界有长期的接触和联系网络。

  记者:我看过一些资料,说您先后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同济医学院工作过,您能比较一下大陆和香港的科研环境和氛围有什么不同吗?

  叶玉如:我没有在内地工作过,在上海和南京,我只是担任它们的客座教授。10年前,我去大陆访问的时候,发现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仪器不够好、资金不足,从国外回来的人也不多。而近两三年我再去,每年都会发现新的进步,有些重点实验室的设备比香港还要好,仪器的保养也做得非常好。国家这两三年在生命科学上投入的经费多了,进展非常迅速,有越来越多国内的学者在《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生物化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高水平文章,这说明,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裴钢在作两地比较时也谈到,从科学研究的水平来看,内地女科学家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像此次同样进入最后一轮评审的另两位中国女科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闻玉梅教授、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的董绍俊研究员,在各自的领域都相当出色,但由于接触范围的原因,她们的成就还没有广泛地被国际同行了解。相比之下,香港科学界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更高。

  角色

  记者: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从小想当科学家,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拿的是名校物理系博士学位,但毕业以后却放弃了本专业。她说,科学世界还是一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女性要取得成绩,必须放弃很多。我想知道,您当年是否也做好了放弃许多的准备?

  叶玉如:很坦白地说,我没有做好什么准备要放弃一些东西。当然,在这条路上,你必须克服许多困难。作为女性,我有很多角色,譬如我是先生的太太、孩子的妈妈,我要照顾家庭,我是学生的老师,我是研究团队的带领者,这三者要取得平衡,时间分配要很好。我是很幸运的人,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这对一个女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

  记者:当一位男性成功时,人们通常会注意到他“背后的女人”。您的成绩,与家人也分不开。愿意谈谈先生吗?

  叶玉如:(拢了拢头发)他不是香港人,经商……我们可不可以不谈他。我想应该尊重他的私人空间,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将他领到他也许不喜欢的公众视野里。

  记者:说说您普通的一天,因为您刚才提到时间分配。

  叶玉如:我早晨7点半到办公室(记者在采访叶教授的学生时了解到,她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通常在9点左右进实验室)开始工作,然后进实验室,或者开会。因为我还担任科大理学院的院长和生物化学研究所的所长,有一些行政工作,大约要占掉我的一半时间。通常在12点吃午饭,常常一边工作一边吃。晚上尽量回家吃饭,当然有时要出席一些事务性的晚餐。工作做不完,当然会带回家做,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计算过每天的工作时间。

  我会跟先生和孩子们聊天,也会一起看电视、逛街,如果有空的话。好在孩子们的读书不需要我参与,他们很用功。

  记者:您跟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女科学家很不一样,譬如说这套时装就很漂亮。您化妆吗?喜欢首饰吗?您出席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在一群男科学家中间特别显眼?

  叶玉如:哦,是吗。我平时不化妆,上次欧莱雅公司来拍片子是我第二次化妆,第一次是结婚时。我喜欢戴耳环,每天都会选一款来配衣服。

  在科学这个领域,我没有觉得有性别差异。我去开会,跟别的科学家讨论,没有觉得自己是亮点,也不觉得因为我是女性而人们用不同的眼光看我。

  裴钢对所接触到的女性科学家有如下印象:与男性科学家一样,对科学非常执著,她们谈论起自己的研究,都那样兴奋,眼睛会放光。女性的优点是耐心更好、坚持性强,但相比之下,她们的负担更重,格外需要家庭支持。就学科而言,从事数学、物理学研究的女性较少,从事理论研究的也偏少,但在生命科学、医学领域,女性应该占有一半以上的比例。尽管中科院现在的女院士只占7%,但裴钢相信,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科学研究的塔尖。

  榜样

  实验室里,十余位年轻人穿行在各种仪器和试剂瓶之间,小罐装的中药材尤其显眼,这是叶玉如和她的团队目前从事的研究:用中药来筛选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药物。在那里,叶玉如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有学生叫她的英文名Nancy。

  香港女子叶翠芬是跟随叶玉如10年的学生:读完博士、博士后,一直在其实验室工作。她对导师的评价是:温和、热忱、开朗、不会摆架子,“很幸运能跟她那么多年。”

  “导师非常注重能力培养,带领我们多出成果。我是一年半以前来香港的,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是对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硕士毕业的刘豫鑫这样说。

  “设定每个人的研究方向时,导师跟我们是有商有量的,不是由她一个人说了算。一旦确定,她会全力去帮你。我在她身上学到,对工作要很投入。”香港大学博士毕业的张晓宜正在叶玉如门下攻读博士后。

  还有学生告诉记者,为了一个学生,叶教授曾向国外写了近20封推荐信,这在博导中是不多见的。

  记者:您现在带多少学生?

  叶玉如:5位博士生、3位硕士生,香港、内地一半一半。招得太多对学生不公平,我每年不会超过8-9个。已经毕业的有12位博士、9位硕士,大部分都出国了,也有的留在香港教书,出路各不相同。

  记者:许多学生称导师为“老板”,您觉得这个称呼怎么样?

  叶玉如:“老板”不是很好的称呼吧。每个学生都是为自己在做,他们应该是发自内心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心甘情愿地付出。我的博士生的课题,并不都跟着我走,我们会讨论,看他的兴趣在哪一方面,我配合他的兴趣来选定,最后达成共识。但科学研究困难很多,失败多过成功,所以中途修改的情况也常常发生。

  记者:您感觉自己最成功的那一刻是在什么时候?

  叶玉如:应该是看着一个研究生渐渐成熟起来。从他们第一天进实验室,对许多东西还很陌生,到最后成熟,这是我最高的满足。训练学生是我一个重要的责任。

  叶玉如的一双儿女常常学习到深夜两三点,要母亲催了才肯睡。学生们说,大约是有这样一个榜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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