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J·希勒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现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学术顾问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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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演讲的内容是如何利用金融市场的创新来规避长期性、根本性的经济风险，同时我也想对中国如何防范未来的经济风险提一些建议。

　　我首先想谈一下金融市场最根本的功能。对于每一个成功的国家来说，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是这些国家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面临风险，那么如何处理这些风险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金融市场设计得比较合理，就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我们面临的风险环境不断变化，金融体系也需要不断革新，以应对金融风险的改变。对于未来金融制度的变化我们有很多设想，其中一些重要的方面今天都会涉及。

　　自从1990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吸取了很多先进国家的经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同时个人信贷的业务也开始发展。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帮助中国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不可避免的是，金融市场的成长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甚至有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市场泡沫。这种波动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的一种喜好投机的天性。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引导这些人类本性向良性发展。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其中也包含着非常高的风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很多类似的先例，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历了相当长的经济衰退时期。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9％左右，这种高速增长可能持续，也可能下降，比如说降至3％。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个数字已经很不错，但是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还不够。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只是在描述其他国家在类似情况下发生过的经历。如果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中国将会花费9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其他发达的国家。反之，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在9％，那么只要花30年的时间中国就会达到或超过其他先进的国家，这二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些新的金融制度来防范经济发展波动的风险。

　　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风险，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首先表现在经济收入不平衡的加剧。在一定范围内经济的收入不平衡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样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如果所有的人收入都是完全一样，人们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因为你即使辛勤工作也不会得到更多的报酬。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衡日趋严重。在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现象也非常显著。如果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在过去20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上升到2000年的0.46。在中国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主要是由农民收入低造成的，但是我想在今后10年很多的农民会到城市里就业，所以农民的问题也许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即使在发达的地区内部，这种不平衡也非常显著。为什么中国的收入不平衡会加剧？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能使每个人都同时致富。

　　出现收入不平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种收入的不平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长久以来，我们看到人类的很多工作已经被机器所取代，比如现在的流水线上的很多工作完全可以由机器来操作。另外像翻译这种需要特殊技能的行业现在也慢慢被计算机所取代了。即使一些高智商的活动，比如棋手，现在也受到了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威胁。现在计算机已经可以击败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信息科技的发展确实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计算机的技术发展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它能产生一种“赢者通吃”的效用，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找到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并使之得到复制。一个比较早的例子是在19世纪留声机刚刚发明的时候，有很多顶尖的歌手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把自己的表演以唱片的形式销售给很多的歌迷。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听到最好的表演，所以那些比较好但不是最好的歌手就没有了市场。另一项技术发明电视的出现，使运动员和演员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为什么现在运动员能够赚到数百万美元，其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传播和技术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会使很多行业都会受到类似的冲击，不光是运动员和演员。

　　1948年，数学家罗伯特·维诺写了一本有关计算机的书。那时美国刚刚向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但是在书中，维诺表示他不能确定是计算机更危险还是原子弹更危险。他更担忧计算机能够如此轻易地复制人们的工作能力，从而可以完全取代人们就业的机会。很多人并不太重视他的言论，主要是因为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在加剧，那么他所预言的这种危机就有可能发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在金融方面，中国有很多热门的话题。例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银行坏帐问题，资本管制问题，和二板市场建立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短期的。今天我想强调的是更长期、更根本性的风险，它们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些想法主要源自于我的两本书，一本是宏观市场，另一本是新金融秩序。这些书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由人民大学出版。现在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书中最基本的观点，和与中国有关的一些建议。

　　首先，我想中国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累进税制并对工资进行补贴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就会出现少数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巨富，但是大多数人却限于贫困之中。虽然我们允许人们致富，但是这种致富是有限度的，比如说收入一亿元的富人，税后收入可能要降低到三千万。这种累进税收体制还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它可以根据基尼系数的变动自动加以调整。同时，为了减少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对低收入的家庭可以进行补贴。美国政府每年对低收入的家庭提供超过3000美元的工资补贴，这实际上是一种负的税收。这种税收体制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保持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因为政府并不是给人们完全的福利救济，而只对他们的工资所得进行补贴。所以我书上谈到的不平等保险和以前说的不平等保险是不一样的。

　　另一件事情，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加强电子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应用以取代现金交易。实际上，上海的地铁支付体系已经非常电子化。我们希望把这种先进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推广。美国正因为有了非常有效的电子支付体系，所以能非常有效地征收所得税。如果我们放弃现金交易，通过电子支付体系，我们可以处理非常复杂的交易。同时我们还可以创立各种指数化的货币单位，例如这种单位可以以通货膨胀率为指数，这和我们以前传统的人民币有很大不同。

　　另外中国还需要建立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在今后二十年，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个社会保险体系的核心在于跨代际的风险分担。在跨代际保险中，政府应该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任何时候社会里都会有三代人：儿童，工作的成年人，和老年人。为什么政府要执行社会保险的功能呢？因为其中一些风险要考虑到尚未出生的后代。

　　此外，一个中国和其他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未来需要发展一种宏观证券，来交易经济中最巨大、最根本的风险。具体来说，中国应该发行一种证券，这个证券价值是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如果有了这种证券，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都会投资，从而帮助中国分担宏观经济的风险。这种想法大家听起来也许觉得很激进，但是在有些国家，比如阿根廷就已经实行了，他们最近计划发行一种证券，这种证券以他们国家的GDP为指数。在今年1月份西半球34个国家的领袖在墨西哥聚会，他们建议设立和推广与GDP相联系的债券。

　　我的下一个建议是关于生计保险，就是与人们工资和收入相关的保险。生计保险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激发人们创业的热情并使职业选择更加多样化。

　　保险还应该被拓展到对家庭房屋价格实行保险。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火灾险等，但是这类保险非常原始。随着我们防范火灾能力的加强，这种风险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因为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房屋价值的波动将不断加剧，这比火灾风险更重要。

　　为了实现这些金融制度的创新，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首先，我们必须向人们解释风险的内涵，使人们认知到这些风险的存在。我们还必须对此进行实验和试点，因为没有人预先知道这些风险应该怎样处理。此外我们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金融体系，使之建立在稳固的理论框架之上。这个框架必须非常稳健，在长期内保持稳定。最后，我们也必须依靠其他一些现有的金融机构的帮助，比如银行、保险，和证券，获得他们的专业支持。

　　以上就是我对如何管理长期性、根本性的经济风险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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