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呼唤改革党内权力架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报道

　　一旦官员将逐利看作为官之道的根本，一旦经商者把贿赂官员与谙熟上层路线当作生意成败的核心因素，一旦大众阶层视腐败为如常，那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堕落

黄页微成本营销方式 不见不散约会新主张 小户型主阵容揭晓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

　　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说:

　　我们还清醒地看到，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奢侈浪费，弄虚作假，甚至贪污腐败。政府自身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十分艰巨。

　　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坚决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全体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身在官场，追逐权力最大化，是目前一部分官员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很简单，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而且你还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因为你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就是现成的筹码。这不像做生意，你要实实在在地投入本钱，是有风险的，你很可能血本无归，赔个倾家荡产──与做官‘腐败’被查处的风险相比，这个概率要大得多。”

　　2月24日。湖南长沙。已经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下海”经商3年的湖南省某厅综合处前处长张文清为《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点拨“做官”与“做生意”二者之间的奥妙。

　　此时距“两会”召开不到10天。据新华网的调查，民众认为，反腐是今年“两会”期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调查中，腐败位居民众最不满意现象的前列乃至首位，已连续多年了。

　　“次优选择”

　　“这其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最想说透的一点是：在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官员但凡在官场中还有升迁的可能，哪怕只是前进一小步，他也不会去‘下海’经商。为什么？因为做官的收益远远大于经商的收益。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我可以给你算一笔账。”张文清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

　　“比如在我原来的那个厅，即使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官不大，但你掌管着全省的一条线，那么，围绕着这条‘线’上的各个利益群体都会主动来找你：市、县、乡一级希望你给政策、批钱，或者为升迁寻条捷径；公司、企业要办事、要审批，当然更要有求于你。在这种环境下，吃、玩、送都是正常的公务支出，都会打在业务消费的账上──这不能说是腐败:虽然这钱并不是由你来买单。而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个大事小情，仅仅是正常的礼尚往来，一个处长也能收入十几万。这还仅仅是业务部门的一般干部，更甭说处在省、市、县三级权力关键环节上的干部。”

　　张文清并不讳言，他就是因为在官场升迁不顺，才转而求其次“下海”经商。他将此称为“次优选择”，并认为他的经历代表了相当多的“下海”官员的心理。

　　张目前是湖南省一家较大的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掌控着湖南某行业相当的进出口市场份额。凭借着谙熟的官场游戏规则，以及在任时结下的“关系网”，张文清的生意一帆风顺。但显然，他并不仅仅将此归结为市场上的成功，而承认原来“处长”的身份和掌控的“资源”才是自己获益的主要源泉。

　　角色转换后的巨大落差曾使他犹疑过。

　　“刚‘下海’时特别难，你不在那个位置，就没人再买你账了，以前都是人求我，现在变成我求人了。那时如果有机会让我再回去做官，即使当个副处长，我也会回去。”

　　“为什么又要回去？我还可以给你算一笔账:一个处级干部一年的正常工资收入，内地最多是三四万元，沿海发达地区多一些，就算是六七万元，但按照这个工资收入水平，一个处级干部不可能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甭说豪宅名车，结交商场官场名流，甚至有的人连吸名烟的钱、用车的油钱都不够。这说明什么？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如果没有权钱交易，那么某些官员们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但既然已经没有了退路，张文清很快就完成了角色转换。而且恰恰因为熟悉官场文化及个中“奥妙”，张文清坦承自己比同行业的其他人“更容易成功”。

　　“现在我还是承认一个政府官员所拥有的心理优势──这是现阶段再怎么成功的企业家也无法比拟的。但我已经不会选择做官了。为什么？也是基于经济收益和政治风险的双重比较。”

　　显然，张文清式的官员“下海”经商模式在中国政经舞台上正在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方式。并且，这种政经联盟的路径选择已经进化到自觉地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仔细的权衡和考量。

　　“连体婴儿”现象

　　事实上，每个官员“下海”经商或企业家参政之时，他们也都有着基于利益损益的双重考量。没有人否认，无论怎样变种，权力与资本体系下的政经联盟实质上都是一种畸形的联结，它破坏了政治与经济原本具有的协调发展关系。学者殷国明将这种不正常联结称为“连体婴儿”现象。

　　“连体婴儿”的直接好处是双方同时获益，同吃同睡同玩同乐──对资源使用达到最大化。但这种对公共资源的占有是建立在畸形获得的基础上的，滋生腐败也是必然的。

　　实际上，有着不同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连体婴儿”绝不可能达到张文清所说的“双赢”，这只能是一种痛苦的暂时结合，它更不可能达成前进的合力。

　　殷国明认为，要打破这种畸形联盟的局面，就不能不实施某种“合理而安全的分离手术”。当然，给“连体婴儿”实施“手术”的目的在于成全两个健康的孩子，使他们在未来互相独立而又彼此合作，而绝对不是制造对立──这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当然，做手术是要出血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打破政经联盟，在一定时候也要用血的代价来支撑──比如处理像王怀忠这样的贪官，就一定要给后继者以最深刻的教训: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利益必然是一种生命的博弈。

　　2003年，制度反腐进一步提速。“随着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加快，政治透明度的加大，官商联盟必将走向末途。但这是一点一点努力的结果，企业与官员之间的利益结盟绝不会一下子消失。”毛寿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权力资体化”及“期货效应”

　　应该看到，打破政经联盟的过程实质上还是资源的重新分配过程，而这种重新分配带来的自然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身家性命攸关之事。这也便是反腐的难点。

　　地区的政经生态与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东北为例，继沈阳“慕马案”后，又持续出现了“马德卖官案”、“田凤山腐败案”、“刘克田案”等大要案，就在“两会”召开前夕，又曝出了“张国光案”。张落马是在湖北省省长职上，但是，案情却发生在其就任辽宁省省长期间。

　　不少人指出，东北三省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伴生的资源枯竭、城市贫困、国企破产、银行坏账等现象与官员腐败之间的关系，具有足够的样本意义。

　　作为工业大省、农业大省、资源大省的东北三省，一度丰富的资源给各个阶层带来的收益已经日趋式微，而随着作为原料的能源、林业等资源的渐趋枯竭，重新瓜分利益的局面便形成了，国企转制于是成为了某些地方官员的最后一次盛宴。

　　大批濒临破产的煤炭城市、森工城市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可供瓜分的公共资源已经枯竭或油水已很少时，权力场便自然成为了角逐的首选。不少优秀人才会聚官场，为“处长”、“厅长”位置争得你死我活。如此，发生骇人听闻的“马德卖官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显然呈现出了相关性。事实上，因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力胶着，东北大地的反腐历程亦呈现出非同寻常的表象。这里面，也包括了从杨斌、仰融到刘涌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东北民间对“权力”乃至“暴力”非同寻常的热爱与追逐。

　　由此，东北式政经联盟显现的是“权力资体化”及“期货效应”的特色。围绕着权力系统及其利益链条，结成复杂关系网络的官员群体所向披靡，政府之手无所不在，这反过来进一步阻滞了市场经济前进的通途。

　　“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向。”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他指出，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在某些地方成为必然。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生导师王泽应认为，官商结盟的最大危害还不在于腐败的泛滥成灾，而是民族政治文化的整体失语:一旦官员将逐利看作为官之道的根本，一旦经商者把贿赂官员与谙熟上层路线当作生意成败的核心因素，一旦大众阶层视腐败为如常，那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堕落。

　　“赢家通吃”

　　政治既然是一种利益分配体系，那么“公正”就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

　　“政经联盟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自然化解，国家就无法建立公平和民主的社会权利体制，即便在有限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也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分享机会和资源，因为这种联盟必然产生‘黑金政治’，如同当今在日本、韩国以及拉美一些国家逐渐显露出来的一样，最终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慢下来甚至停下来。”殷国明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便成了‘黑箱操作’──不仅能够利用权力的保护逃脱社会监管，而且直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特别值得探讨的是，权钱交易可能表现为一种家族性或集体性的政府腐败，在其所造成的经济或金融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危机。”

　　腐败问题研究专家廖然认为，以强取豪夺为特征的高层腐败之所以特别触目惊心，就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一方面，少数位居要津的官员以权谋私，盲目决策，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寄生于体制内的各种行业垄断集团则以政府的面貌出现，以权力干预市场，阻挠市场规则的健全和运作，自己从中渔利，甚至鲸吞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把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私有化。

　　这必然拉大贫富分化，促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巨贪、新贵和新生垄断利益集团迅速集中。

　　因此，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它将会侵蚀掏空经济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和好处，制约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对执政党的合法性提出严峻挑战。

　　一些事实足以表明这种危害绝非耸人听闻。自2003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以来，贪官外逃形成一个高潮。而贪官外逃的多发区集中在跟金钱和国有资产打交道的金融系统和国有企业，实非偶然。目前至少有4000多名大陆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亿元在逃。

　　此外，全国每年检查出来的违纪金额都在200亿元以上，加上各种名目的小金库更可高达300亿元;国有企业的呆账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至少在1200亿元以上；全国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也高达1000亿元。

　　与此对照，中国政府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包括财政拨款、以工代赈、贴息贷款只有300多亿元，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拨款不到100亿元。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收入鸿沟呈扩大之势，目前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约为0.45，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国家行列。中国目前有8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却难以带动内需，并非百姓没有购物的欲望，而是这8万亿元的财富事实上只集中在占人口比例不高的少数人手里。

　　“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社会资源正在出现合流的倾向或趋势。例如，某些‘政府精英’的家属和朋友可以凭借政治资源经商、敛财、拿文凭;某些‘经济精英’可以花钱收买官员和专家，也可以直接买官、买文凭；某些‘知识精英’不但仕途前景光明，而且他们利用政界的朋友关系‘下海’经商获得成功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康晓光这样解剖政治、经济与知识三个层面的苟合关系。

　　“这便是‘赢家通吃’。一旦形成一个精英相互联盟、大众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理性的生存空间就十分有限，裙带资本主义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势进一步演化下去的前途。那样，中国将面对它最害怕看到的结果:改革开放最终步入的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

　　呼唤“综合改革”

　　因此，中共已意识到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进行制度创新。

　　十三年磨一剑的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即是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成果。科学的党内分权、树立宪法权威、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司法改革、行政审批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政府管理模式的调整──例如土地垂直管理等，都可视为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其结果是直接压缩了腐败空间。

　　不过，康晓光从另一角度指出反腐败的一个误区:制度是影响腐败的惟一决定因素。而事实上，腐败更多地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影响一国腐败程度的，还取决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要遏制腐败，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同样重要。

　　廖然对此持有相同的看法。“从国际机构每年公布的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不难看出，民主政体并不是腐败的绝缘体，在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排后十名的国家，如孟加拉、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尼、肯尼亚等，无一例外都实行了民主政体，但这些国家腐败之猖獗肆虐，让人心惊。”

　　“把反腐败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政治体制改革，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一改就好是不可能的。”康晓光表示。

　　观察家认为，只有通过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改变贫富不均，缩小地区差距，才能逐渐消除腐败滋生的温床。

　　这就使人更加寄望于“有计划的综合改革”，而不是以前的零打碎敲式改革。既有政治的改革，也有经济的改革，还有社会的改革。任何的“单兵突破”都有可能使腐败假其名而行。

　　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纪委巡视小组成员的原监察部副部长左连璧说:“中央最近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是遏止腐败的根本保障。”

　　相关专题：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