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医院没有意见

　　1969年10月出于战备考虑，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同志和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等，疏散到外地。

　　原指定陈毅去开封，徐向前去石家庄。可是徐帅提出石家庄医疗条件比开封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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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的身体比陈毅好些，主动提出要求与陈毅替换，而且石家庄离北京近些，陈毅身体一旦有些不好，可以迅速到北京。

　　患难见真情。陈毅为徐帅的真情所感动。临行前，他准备给徐帅打个电话表示感谢。可是，电话接通后，徐帅已离开了北京。

　　一晃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到了1970年7月，陈毅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铁路大厂里的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止痛之类的药，服后不见效。张茜看到一天比一天消瘦的陈毅，痛在心里。她和陈毅商量，本想向中央军委报告，要求回京治病，可是因为陈毅要上庐山参加中央九届二中全会而拖了下来。

　　1970年10月20日，陈毅才从石家庄回到北京。

　　张茜见丈夫身体消瘦太厉害，腹痛又不断加剧，就在陈毅到北京后的当天晚上，她连夜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请示让她送陈毅到解放军总医院治病。周恩来接信后即复表示同意。

　　按陈毅的交代，杜秘书立即打电话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联系，请他尽快安排陈毅住进医院检查治疗。

　　王很快回电话答复：医院暂没有空床，难以安排立即住院，需要等几天才能确定。

　　杜秘书将王良恩的答复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颇为不解地说：“真怪，医院怎么会没有空床位?你再同他联系，就说是已经由总理批准的，我回来住院的，请他尽快想办法安排。”

　　杜秘书再次跟王良恩联系，王的答复依旧，仍然说要等几天。无奈，只好等待。直到10月26日，陈毅才住进医院。后来才知道，医院南楼6病室有5套空病房，因为从庐山败下阵的林彪集团干部黄永胜正在这里住院躲风头。听说陈毅要来住院，他脸一沉，恶狠狠地说：“他来吧，我就走!”医院没有办法，只得等这位黄总长出院后，才敢收陈毅住院。

　　陈毅住在医院南楼6病室。可是没住几天，又搬到了5病室。因为陈毅住进的第三天，李作鹏，这位林彪“四大金刚”中的又一员干将，也住进了6病室。邱会作、吴法宪经常来这里与李作鹏商议“大事”，陈毅在这里住院难免给他们带来不便。所以，医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让陈毅搬到了5病室。

　　住院难，陈毅当然明白其中的奥妙，有人在故意刁难，医院有医院的难处。张茜为丈夫的病体担心，不免在陈毅面前流露出对医院不满的情绪。陈毅态度严肃地说：“春兰，请你不要干预医疗方面的问题，也不准向医院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应该服从医院方面的安排。”顿了顿，陈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接着说：“我对医院没有意见，前些日子为什么不让住院，不要再去打听了。”

　　话筒里传来总理严厉的声音

　　住院后，陈毅对医生介绍说，近来腹痛已加剧，伴有头晕，血压高，体重骤减等症状，要求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然而，“上级”有关首长对医院方面的指示说，陈老总这次住院，主要是治疗高血压一般查体，血压降得差不多就可以出院。此外，邱会作等不断向医护人员施加压力，反复强调：要和陈毅从思想上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正是林彪、邱会作等一贯倡导的“医疗为政治服务”。

　　一次，邱会作的一员爱将来到陈毅的病房，对医生、护士们“敲警钟”：你们病房里住的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你们多去查查房，他们说些什么，有什么问题，记下来，告诉我。

　　然而，医护人员并没有“吃”这一套。在他们眼里，陈毅仍是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大元帅。他们尽量避开这些“爱将”的耳目，尽好一名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

　　陈毅在住院期间，按常规进行体检，也做了钡灌肠之类的检查。有位主任提出要进行有关专家集体会诊，但被邱会作控制的“头头”们否定。结果，没有查出什么病症。

　　住院56天，医生最后奉命对张茜说，陈老总身体检查不出什么问题，可以出院。12月22日，陈毅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里，陈毅丝毫感觉不到病情的好转。仍然是腹部隐痛，腹胀内急，大便次数多而量少。

　　张茜有些着急，她同陈毅的秘书、警卫员等商量说：看来陈老总的病还没有找到原因，这样拖下去只会坏事，现在真不知该怎么办!

　　大家一边劝着张茜，一边帮着想办法。最后，决定送陈毅到301医院去看门诊。可是，连续看了几次门诊，也查不出什么结果。大家又送陈毅到中南海门诊部去检查，同样也拿不出准确的结论。医生们大多认为是肠胃病。

　　张茜和秘书们建议，要求请医院会诊。经陈毅同意后，又与医院方面联系，确定于1971年1月16日上午去医院会诊。到医院后，经外科医生检查，摸到他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按上去痛区很明显，诊断为急性盲肠炎，需立即开刀。医院领导研究后，决定一面做手术准备，一面打报告请示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随即指示：既然诊断是阑尾炎急性发作，可以考虑用保守治疗，年近古稀的人，最好不要动手术，挨上一刀。经医生们研究，坚持认为必须动手术。于是，再次请示周总理。总理听过医生们的建议，批准了动手术的意见，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的陈毅动手术的时候，赶到医院。

　　晚上6点15分，手术开始了。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身穿消毒衣裤的医生、护士进进出出都带着小跑，有的抱进大包小包的消毒器材，有的捧着瓶装的血浆，手术室门被不停撞开又关闭，发出空嗵空嗵的令人不安的响声。很快，有人出来报告了手术情况。

　　原来，陈毅送进手术室，本以为割盲肠，只是一个小手术。但腹部打开后，医生们大吃一惊：陈毅的阑尾并未发生病变，真正的原因是靠近肝曲处的结肠癌瘤。

　　此时，癌瘤已经像一个箍，紧紧卡住了那截肠子，排泄物到了这地方过不去形成了一个鼓鼓的“大便包”。最狭窄处连个小手指都不能穿过。手术中还发现，陈毅的结肠癌已经有局部淋巴转移，并侵及附近肝胆，由于病发部位较高，只得将开阑尾手术的切口，向上延长为丁字形，尽目力所及，把已经转移的部分癌瘤切除干净。

　　由于手术室根本没有做结肠手术的准备，只预备了切除阑尾的简单器材。只好临时改变方案，临时找医生、配血浆、取药品，手术只好做做停停。原定半小时的手术，最后一直做了整整5个多小时。

　　卞志强拨通了周恩来办公室电话。话筒里传出了总理惊异、严厉的问话：“怎么回事?会诊确诊是盲肠炎嘛，怎么变成了癌?!你立即去告诉医院领导，组织全部力量进行全力抢救，需要哪个医院的医生，立即去请，就说是我的意见!”

　　手术后，陈毅经过了几个波折。一是发烧。外部刀口发现局部感染，医生只好在刀口插入两个管子，向外引流；二是并发心脏病。医生诊断是心肌梗塞。

　　手术后一个月内，病情险恶，令人十分担忧。可此时，70多岁的陈毅却毫不在意。他在医务人员面前从未表现过有何不适，也不使用任何的镇静、止痛药物。自己强打着精神，尽量地早一天下地活动。

　　陈毅住院56天，未查出什么问题，在手术前却被诊断为盲肠炎，这显然是明显的误诊；手术过程中发现结肠癌，又仓促改变手术方案等，都耽误了治疗。

　　后来医院感到陈毅的治疗检查重视不够，主动写了检查，但这个“检查”被送到邱会作手中让他审查过目。邱看过之后，冷冷一笑说：“陈老总手术发现癌是好事，你们医院有什么错误?!陈老总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说完，就提笔在“检查”上批道：“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

　　事后，邱仍不放心，他怕检查让周恩来知道后不好，便专程派他的老婆跑到医院，对个别同志说，“你们写的检查不能上报，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们医院的问题，还涉及到总后的问题嘞!”

　　陈毅逝世后，还有一种传言说，医生在手术时故意留下部分肿瘤不切除干净。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医生们动手术时，发现是结肠癌后，尽最大可能清除了癌变部分。但因临时改变手术方案，以致未能清除干净，这是可能的。

　　陈毅手术后，因心脏病发作，采取特护，禁止探视。大约过了一周，刀口基本愈合，心脏病好转，才允许进病房探望。

　　有一天下午，秘书杜易到病房去探视，这是他第一次到医院去看陈毅。躺在病床上的陈毅虽然术后身体很虚弱，但精神还好。他撩开自己的衣服，让杜秘书看刀口，颇为乐观地对他说：“你看，刀口已经结疤了。是肠梗阻，不要紧，动了手术就会好的。”

　　“肠梗阻”这个名词是医生给他讲的。因为在手术之后，医生们为了避免给病人精神上造成突然打击，没有告诉他是癌症。但是，治疗癌症又需要患者积极配合，不能总是瞒着。为此，医护人员还动了一番脑筋。他们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使病人逐渐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树立癌症可以治疗的信心。办法是，护士到他的病房值班时，拿着有关治疗癌症的杂志去，装作自己阅读。临走时，故意把杂志“遗忘”在病房，让病人自己去翻阅。

　　过了一段时间，为了使病人能配合治疗，医生同陈毅讲明了病情。陈毅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除，再长出来再切除，没有什么了不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伤口愈合较好。陈毅的精神状态甚好。秘书们每次去病房探望时，他总是要问问有什么消息，还要求每天送《参考消息》给他翻阅。

　　被耽误治疗何止81天

　　陈毅一生乐观豁达、平易近人，他的老战友、老同事等都爱称他为“陈老总”。

　　大约在陈毅手术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工作一整夜后准备休息。他闭上干涩的双眼，不多会儿又睁开了。突然，周恩来眼睛一亮，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北京市区普通住户的电话。“你是吴桓兴院长吗?我是周恩来，陈老总得了结肠癌，已经做了手术，我想让陈老总转到你的医院治疗，你看行吗?”

　　“可以。我们医院住院条件差，治疗条件还不错，可以采取门诊治疗，我亲自为陈老总做。”搁下电话，周恩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刻，他多么希望吴桓兴院长能在陈毅身上创造奇迹!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归国华侨吴桓兴，他早年出生于毛里求斯，曾在国外学医。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国外的工作，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从英国回到上海，担任国内惟一的一所镭放射医院院长。上海解放后，吴桓兴坚持留在上海。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他们之间有过接触。后来，吴桓兴调到北京日坛医院，任当时北京惟一的治疗肿瘤的专科医院的院长。“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认为是有复杂海外关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过批判，被喊过打倒，也被抄过家。吴桓兴同陈毅虽然接触不多，但知道陈毅为人开朗、乐观、豁达大度。因此，当他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时，当即答应接受这个任务，并提出了治疗办法。即仍住在目前的医院，另外抽时间到日坛医院做放射治疗。受周恩来委托为陈毅治疗，吴桓兴感到既荣幸又责任重大。他下定决心，要拿出最好的技术和最佳的方案，竭尽全力为陈毅好好治疗。

　　为此，他查阅了陈毅在医院的全部病历，认真研究病历所记载的所有有价值的检查结果。可是，当他发现病历首页记录“两年体重下降20多公斤”，这是患癌症的重要症状，可是从病历中却找不到专家会诊的记录时，吴院长感到震惊，他愤愤地叹息：陈老总的病被耽误了!算一算，足足耽误了81天。

　　吴院长计算“耽误81天”，只是按陈毅10月26日住进医院的那天算起，先住院56天做体检，后来回家25天。其实，陈毅的病被耽误治疗何止81天!

　　一天傍晚，陈毅如约走进了吴院长的医院。

　　车子停下后，陈毅稳步地向站在门口等候的吴桓兴院长用法语打招呼，“晚上好，吴院长!”接着，他又用字正腔圆的四川乡音说：“劳您大驾为我打夜工治病，我陈毅不胜感激啊!”

　　吴院长被陈毅风趣平易的谈吐逗笑了。

　　放射治疗每周6次，剂量大小、时间，均由吴院长根据陈毅的病情及对治疗的反应来控制。他工作得非常认真，每次都要把镭放射点对得完全正确、十分满意后才进行治疗。这种因人制定的治疗方法，吴院长称之为“小灶的小灶”。这正是他救活许多癌症病人的绝招。

　　吴院长见陈毅心情很好，两人便先聊起了家常。

　　“哎，我的外国朋友!”陈毅语气平和自然，“怎么不说话了?我问你个问题，你答应不答应给我讲老实话?”

　　“首长问我，怎么不答应呢?!”吴院长不假思索地回答。可是，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了，他怕陈毅要问病情，这到底该不该对他说实话?

　　“哎，你不要叫我首长嘛!叫我陈毅、老陈，或者干脆叫陈老头儿，都行!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回到中国工作?!”

　　“唔!”吴桓兴一块石头落地。他立即回答：“陈老总，你是了解我们的，华侨是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传统的……”

　　“是啊，华侨都是爱国的。”陈毅动情地重复了一遍。随即又抬起头问道：“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好吗?”吴桓兴点了点头。

　　“你现在想不想离开?!”陈毅直率地问道。

　　吴桓兴吐出了一句深藏心底的真实话：“挨骂的时候，就想走，真想走啊!”

　　吴桓兴说道，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几年前，被抄家、被批斗的情景又一幕幕在他眼前浮现。他把陈毅看成是自己最真诚的朋友了。

　　“吴院长，让你受委屈了，真对不起你啊!”陈毅握着吴桓兴发颤冰凉的双手，真诚地致以歉意说。

　　吴桓兴急忙地摇头，让他受委屈的人并不是面前道歉的这个人呀!

　　“不过，吴院长，你一定要有信心。”陈毅摇摇吴桓兴的手，语气变得激昂、坚定地说：“我们党的政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不是要排挤知识分子，不是要排挤华侨的，不是的!”稍顷，他平静了一下，接着说：“老朋友，祖国缺少你这样的专家，太缺了!你能留下来，我应该代表像我这样需要你治病救命的病人给你三鞠躬!你相信我陈毅一句话，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任何人更改不了的!毁灭知识的人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总有一天，你能推广你的‘小灶的小灶’，让天下受癌症威胁的人，都能延年益寿，生活幸福!”

　　吴桓兴饱含热泪，使劲地点了点头。他发现，躺在病床上的陈毅不是病人，而恰恰是世间最高明的医生!

　　主席，今天陈毅同志来了

　　在日坛医院进行放射治疗的同时，还要按原定治疗方案进行化学治疗。这样，双重的治疗痛苦都压在陈毅的身上。可是，就像在战争岁月和遭受逆境时那样，越是艰难困苦，他越是乐观顽强。

　　从4月中下旬开始，陈毅的健康状况明显有好转。每天可以看看书，翻阅《参考资料》，他还主动参加医护人员的政治学习，经常给大学讲国际形势，详细解答同志们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尽快恢复体力，他几乎每天要绕整个医院走三圈，每一圈足有3000多米。

　　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夜晚，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五彩缤纷。毛泽东正在城楼休息室里会见各国外宾。

　　周恩来见陈毅来了，异常激动地招呼毛泽东：“主席，您看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地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主席，您好!”

　　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陈毅的手，仔细端详着陈毅的面色，关切地问道：“陈老总，怎么样啊?好了没有啊?!”

　　“主席呀，好了，好了!”陈毅朗声应答，声音还像过去一样浑厚、洪亮。

　　许多老同志看到久违的陈老总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且气色很好，都为之高兴。外交部的同志们，更是希望陈毅能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外交部领导工作。

　　第二天，陈毅决定回家看看。这是他手术后第一次回家。在家里院子里，陈毅和张茜拍了一张照片，为纪念陈毅的康复和回家，张茜对好焦距，请秘书拍摄，以院中松柏为背景。照片中的陈毅手拄拐棍，目视前方，神态慈祥坚毅。这是手术4个月后，留下的一张最好的照片。

　　其实，早在半月之前，医院给陈毅拍的胸片显示，他的癌症可能已向肺部转移。这是病情进一步恶化的征兆。

　　深夜两点，吴桓兴院长如约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侧厅。刚刚开完会的周恩来快步迎过来，握着吴院长的手用力晃了两下，高兴地说：“吴院长，你治疗的效果真不错啊！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昨天晚上，陈老总吃了烧鸭，嗬，吃得好香哟!”周恩来让吴桓兴坐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吴院长，问道：“据我所知，得癌症的病人都不能进食的，吴院长，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是医生弄错了?陈老总恐怕不是癌症!你说有这种可能吗?!”吴桓兴被周恩来这几句话打动了。但他的心在滴血。沉默了片刻，吴桓兴缓缓地开口说：“总理，陈老总的病历我都看过多少遍了，手术切片的病理报告我也看过，医生的最后诊断没有错，确实是肠癌。最近医院又给陈老总拍了片子，怀疑已经向肺转移!”

　　“噢!是这样!”周恩来脸色骤变，一时无语。他双臂交错在胸前，不停地在大厅里踱过来踱过去，步履沉重而缓慢。

　　对林彪集团公正判决终到来

　　1971年9月2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陈毅，21日上午到三座门会议室开会。

　　当天，陈毅早早来到了三座门。他见许多老帅都到了，不知又要发生什么事。因为在会前，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这天黄永胜一改常态，变得特别客气和随和。他亲自在门口迎接老帅们，向老帅们表示欢迎。并说，今后要在老帅们领导下工作。陈毅看见这位被称为林彪死党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总参谋长，今天好像换了一个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会议由黄永胜传达文件，主要是关于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的“9·13”事件。听完传达，陈毅神情十分严肃。

　　尔后，连续几天，陈毅抱病参加了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

　　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王震第一个抢先发言，陈毅陡然插话打断了王震的发言，说：“王胡子，还是让我来讲，算我们两个人的!”

　　陈毅拿出在医院里写的几行提纲，满腔义愤，慷慨激昂，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周恩来提出给发言人录音的建议，陈毅坚决赞成：“我希望把录音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都可以参考……口说无凭，录音为证。”陈毅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个癌症患者，又作了3万字的发言，整整讲了一个上午。话刚讲毕，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鼻腔里涌了出来，经过这次竭尽生命全力的殊死搏斗，陈毅躺下了，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床。

　　到1971年底，陈毅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得很严重，头上、身上、皮下鼓起许多包来，病魔把他折磨得非常消瘦，体弱无力，已很难坐起来。

　　12月24日清晨5点，大地还在黑夜中沉睡，陈毅睁开眼，虚弱地对女儿姗姗说：“我要吃面条。”当姗姗把面条端来喂他时，他吞咽非常困难、艰难，但仍坚持吃了几根。

　　7点钟，医生进来查房。这时，陈毅费力地对医生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我要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

　　听了陈毅的话，医生、护士们的眼睛都潮湿了。

　　站在一旁的姗姗这才恍然大悟，陈毅从10月底卧床，到今天有两个多月了，屋里又没有挂日历，又没有人提醒他，他又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呢?(其实那天是24日，陈毅记错了，只是当场谁也不忍心去更正……)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陈毅想的不是自己，也不是家人，而是毛泽东。

　　罗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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