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追星”凸显机制缺陷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31日17:20 南京《周末》

　　访谈执笔孙磊沈梅

　　时评嘉宾阵容: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

　　著名演艺经济人宋柯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不少地方热衷于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举办眼花缭乱的节庆活动。与这些活动相伴的是气势宏大、明星云集的文艺晚会。而为请明星大腕前来捧场助兴，举办方不惜“公款追星”，动辄“砸”进几百万、上千万元。

　　这种被媒体称为“公款追星”的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感。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些“公款”直接或间接来自纳税人，来自老百姓。“公款追星”归根到底就是“政府请客，百姓买单，明星发财”，是变相的“劫贫济富”。

　　毛寿龙：公共财政机制不健全导致“公款追星”

　　对于“公款追星”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核心原因是由于公共财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毛寿龙说，通常情况下，都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或几个人说了算，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搞“领导人财政”，这样，领导人的偏好导致了一些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比如拿城市建设来说，有些偏好修大桥，则该省市就桥连桥、连绵起伏；有些喜欢修高架桥，则城市里宛如空中楼阁、盘旋交错；有些喜欢种草，则放眼市区，必是满眼翠色。如果具体到“公款追星”现象上来，则表现为，领导喜欢哪些明星，那么就请哪些明星，即使出场费再贵也在所不惜。

　　毛寿龙表示，这样的机制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往往是用公款去支持个人的偏好。按照公共财政的机制来说，公款的支出要有公共目的，但是那些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眼花缭乱的节庆活动能有多少公共目的呢？

　　毛寿龙说，花别人的钱或者是花公家的钱，往往没有花自己的钱那么珍惜，但是领导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有没有想一下，举办一个节或是会，请那么多大牌明星所花的费用，老百姓是否能承担得起呢？现在情况是，在做决策前，只是象征性地开个办公会，领导们在一起议一议就决定了。所以，公共财政一定要有一个制度上的机制，这个机制最好能保证花钱的人不要去做决策，做决策的人不要直接去花钱，也就是所谓的决策与执行分开。

　　毛寿龙还表示，在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之前，在决策机制上可以有一些补救措施，目前最常见的就是群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就是在决策之前，举办听证会或是座谈会，发动广大的群众参与进来，让各方面，哪怕是追星族，让大家来说一说，哪些歌星最好？我们到底请得起请不起？请来以后会有什么效果？当然，也可以请专家做一些论证。领导人即使这方面想得不够明白，老百姓和专家帮你想，群策群力，形成真正的集体决策。”

　　如果着眼于未来，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公共财政机制，才能根治“公款追星”这种现象。毛寿龙认为，人代会要充分使用对公共财政的审计权力，做到公共财政的财务公开。公共财政使用的决策机制也要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除了建立公共财政机制外，毛寿龙还提出另外两个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是信息公开体制。现在我国很多公用事业的各种情况和信息都是相对保密的，百姓想知道、媒体想知道、专家也想知道，但是很多知情者都不愿说。这样，不仅不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公共空间，而且会带来更多的疑虑。如果我们的相关负责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上级行政管理，让他所服务和代表的利益群体，比如百姓，来决定其任免和升迁，这样，真正的信息公开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还可以考虑设立一个非政府组织，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对各项公用事业的投资额、收益状况和是否亏损进行监督和审核。

　　二是公共选择机制。它要求更多方面的参与、更大角度的全面论证和理性选择。一方面，决策者监督提供者，通俗地说就是官督商办。另一方面，老百姓应该承担表达需求和监督提供者、影响决策者的责任。决策者如果不能够具体说明服务提供者的所有行为的时候，公民需要发挥两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是显示自己对服务的需求，二是监督服务的提供者。当决策者没有作为时，公民有必要对决策者施加影响，让其有积极性对公民的偏好作出回应。

　　吴敬琏：政府决策缺乏科学性

　　“公款追星”现象暴露出的不仅仅有公共财政机制问题，还有政府的决策机制问题，对此，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专家有着一致的看法。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发表过《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的八点建议》的文章，在“公款追星”现象经媒体曝光后，再来看这些建议，很有借鉴意义。

　　吴敬琏在文章中指出，当我们进入了“后工业化”的知识经济时代，面对巨大的信息爆炸，不但采用首长拍板决策的方式行不通，没有理论研究的支撑，不经过决策前的缜密论证，没有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也难免发生决策失误，或者出现执行上的困难，或者不得不朝令夕改，难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吴敬琏认为，要加强政府咨询研究部门力量，决策要经过咨询研究部门的论证。有的地方政府曾经提出过“不经咨询论证不决策”的原则。但现在政府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靠下属执行机构来制定政策法规和实施方案，而不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这样，就容易出现向执行部门的利益或它们的便利倾斜的片面性。

　　建立审议制度。吴敬琏指出，在日本这样“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为了防止决策权力过分向行政机关倾斜和便于沟通各界的意见，往往就专题组织有官、产、学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审议会，对政府决策草案进行审议。

　　吴敬琏还建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他说：“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利益高度多元化的社会。政府决策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在决策前应当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现在有些部门已经开始采取听证的方式吸纳意见，但参与者的代表性往往不够，没有接纳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听证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也有所不足。在普遍建立听证制度的同时，对现存的缺点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改进。”

　　吴敬琏强调要发挥民间组织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他认为，政府决策最好也吸收民间组织参与。另外，他建议要发挥大众传媒表达群众意愿、执行社会监督的重要功能。毛寿龙也认为，在目前公共财政机制尚不健全的状况下，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可以很好地扼制“公款追星”现象的发生。

　　宋柯：“公款追星”是花小代价获大益处，而且并不是普遍现象

　　相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理性分析，演艺界人士的观点却更加倾向于演艺市场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更多的是“演出”本身的价值。华纳唱片前副总经理、著名经纪人宋柯的观点就具有一定代表性。

　　对于“政府请客，百姓买单，明星发财”，“变相的劫贫济富”等类似的观点，宋柯表示并不赞同。他认为对于政府来说，花钱请明星来参加演出，并不一定是在“砸”钱，宋柯说：“举办活动，邀请明星参加，可以造势，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虽然请明星花了不少钱，但是活动能引起广泛关注，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一旦投资者、广告商被吸引，政府就能实现创收。可谓是花小代价，获得大益处。”另外，宋柯的观点也很鲜明：无论什么地方都需要娱乐活动，他说：“有人认为应该把邀请明星的钱花在搞建设上。地方建设的确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无论在什么地方，必要的娱乐活动都是需要的。许多小县城的老百姓，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明星，只在报纸、电视中见过他们。政府举办一个活动，请几个受欢迎的明星过来参加，让老百姓近距离接触一下明星，我想政府花一点这样的钱，老百姓还是挺赞成的。”

　　对于地方政府热衷于举办各种活动和节庆，宋柯表示，这类的活动演出其实只占演艺界演出的很小一部分，在商业演出大行其道的今天，由政府主办或参与的演出活动正在日益减少。宋柯说：“演艺圈最多的演出，还是那些纯商业性的表演。比如夜总会、迪厅里的表演，或者是其他商业性演唱会、晚会等等。各地政府为搞活动，请几个明星来助兴，这样的演出活动并不算多。打个比方，一年以内，全国的商业演出可能达到1000多场，而这种政府举办的活动最多有100个，就算这100 个活动都邀请了明星参加，也不过就100场表演而已。比起其他五花八门的表演来，这100场演出根本就不算什么。何况，并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愿意邀请明星的。”

　　虽然一再强调“公款追星”现象并不普遍，但是宋柯并不否认，一部分艺人就是靠这样的演出获得大部分收入的。“ 有不少艺人靠参加地方活动‘走穴’赚钱。但是，每个人在每个时期的情况都不相同，其他工作多了，自然会少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其他安排少了，多去地方表演也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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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举办桃花节，数位明星来助兴

　　近期，广西某县举办了第二届“桃花节”，并花费数十万元请来几位影视明星献演助兴。据了解，这个县总人口28 万，这次邀请的几位明星若按出场费60万元计算，则全县每人无偿“济”明星两元钱。这点钱对大牌明星自然算不了什么，但对当地仍不太富裕的农民来说，则是半瓶农药、半斤种谷、五个作业本。

　　实际上，“公款追星”并非该县所独有。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公款追星” 现象尤为突出。一些贫困县搞活动也竞相请明星大腕来，一人10万元的出场费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些人士气愤地说，这些地方，要扶持贫困农民就说资金少，要支持农村教育就喊经费缺，但请明星却毫不含糊。新华社记者邓苏勇

　　四川：小县请明星，票成任务往下摊

　　阳春三月，汽车刚驶入四川南部某县城，我们就看到黄色横幅“热烈欢迎孙悦、李湘等明星到我县演出！”尽管悬挂了半年，横幅有些褪色，但依旧传递出热闹的气息。一提到去年秋天艺术节请明星的事，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就直摆手：“算了算了，对于我们这个小县城来说，请一次明星太恼火了(四川方言，意思是麻烦)，今年我们梨花节、西瓜节照办，但明星是再也不想请了。”

　　在承办“明星演唱会”的县委宣传部，我们找到了一份大红色的节目单。这位副部长的名字就印在舞台总监那一栏。他说：“我可以给你们算笔账，县里财政对演唱会只投入5万元，演唱会的成本是160万元，请明星花了70万元。门票卖了8000张左右，最贵的甲等票是280元，最便宜的80元。最后结账，县里的税收有10万元，应该说我们还是赚了钱的。”

　　“既然赚钱，为什么不愿再请明星呢？”

　　“这个嘛，这个账看咋算，你以为这些票都是个人掏腰包的吗，90％的票是县里给单位下了任务摊下去的。” 新华社记者周俏春

　　陕西：公款去追星，演出市场被扰乱

　　“请明星参与大型活动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形象宣传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是政府出钱请明星往往太随意，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这样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干扰了正常的文艺演出市场。”一位长期从事文艺演出行业的演出公司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这位演出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政府在请明星参与大型活动时，往往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这几年陕西搞的一些大型活动基本都请明星参加，其演出门票也对外出售，但却赚不了钱。这样一场演出从前期策划、广告宣传到票务推广，是由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搞，他们不了解市场，也不懂得观众需要什么。愿意掏腰包的人自然就少了。”

　　“政府掏钱请明星，就是想利用名人效应吸引眼球，但明星效应并不能提升活动层次，钱花了事却没办好，与初衷背道而驰。陕西省是文化大省，与公款追星相比，我们的仿唐乐舞、民歌、秦腔、木偶戏、皮影戏更需要花大力气去包装、去推广。”这位演出公司负责人认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花大价钱请明星是一种浪费，“公款追星”不可行。新华社记者杨一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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