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１5海宁大火”问责

　　2月15日上午8时30分开始，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50多位妇女(主要是老年妇女)，聚集在一个非法搭建的60平方米的草棚内，从事一种“普堂忏”的祭拜迷信活动。下午2时15分，不慎失火，引燃草棚，祭拜者慌乱中涌向南边小门，草棚坍塌燃烧，导致40人死亡、4人受伤的恶性惨剧。是什么把这些老人推向了火海？

　　本报记者 周益 本报特约记者 杨大圣

　　2004年3月13日，2·１5浙江海宁大火发生后的第27天，记者来到黄湾镇这个年人均收入仅有6000元的江南小镇。在当地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那块面积约60多平方米，却葬送了40条人命的土地前。它位于五丰村村口，距进村道路仅三四十米远，周围都是耕地，视野相当开阔。这块比其他耕地高出1米多的土坡，被白石灰线分成了好几块。土看上去是刚翻新的，没有一点杂草，只有周围被烧焦的桑树上还有一点大火的痕迹。

　　专门在黄湾镇跑摩托车短途运输的朱玉良告诉记者，两天前当地政府派推土机把火灾废墟推平了，要把这地重新分配。虽然距离火灾发生已近一月，朱玉良显然还是不愿意接近这个地方，他始终站得离土堆有三四步远。问起原因，他说：“虽然尸体早就被拖走火化了，但前几天还有人在这块地上看到人的手。”

　　至2月26日，4名犯罪嫌疑人卢珍宝、卢娟英、周和珍、陈建良已被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批准逮捕。

　　报警人的颤抖

　　亲历了那一幕的人，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突然变得复杂起来。

　　最早打电话向110报警的是住在离事发地点往东300多米的杨生良。在初春的寒风中，杨生良用颤抖的声音，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

　　“那天是星期天，我从袁花镇回村帮忙修路。大概下午2点的时候，我正准备到朋友家串门玩，突然听到邻居顾陆妹大喊一声：‘草棚着火了！’我顺着她的指点向西面望去，发现那里的桑田里冒起了火光，还有浓烟。我知道那里是一个搭建了有大半年的草棚，经常会有老太太到里面烧香念经。于是撒腿就往那里跑去。”

　　“跑到离草棚还有100多米的时候，我看到两个浑身是火的老太太从草棚里冲了出来。一个是我弟弟的丈母娘，一个是我朋友的妈妈。她们的衣服都烧着了，一边喊救命一边往公路上跑。我急忙叫她们在地上打滚，我知道这样做能把身上的火扑灭。可她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听我的，一个劲地往远处跑。后来我朋友的妈妈被烧死了，我弟弟的丈母娘至今还躺在杭州医院里。”

　　再次回忆当时惨烈的场景，杨生良的声音颤抖得很厉害。“我跑过去的时候草棚还没有倒，虽然烟很浓，但火光更亮，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很多老太太都跌倒在草棚里出不来。她们像在叫喊什么，但我什么也听不到。等我快跑到草棚边上的时候，‘轰’地一声，整个草棚坍塌了。那些老太太都被压在了里面。”

　　几分钟之前还鲜活的一张张面孔，就在一瞬间消失了踪影。

　　杨生良猛地吸了一口烟，说：“我当时根本就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在里面，吓死了，过了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拿起手机拨打110，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

　　在海宁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脑显示屏上，时间被定格为14时15分。

　　村民黄甫江的母亲孙玉英也在这次大火中丧生，黄甫江含着泪对记者说：“到了那个地方，我根本认不出我的妈妈在哪里。几十具尸体都重重叠叠地堆在草棚门口。”细细碎碎地说起这些细节，黄甫江不自觉地陷入回忆里。他举起双手，蜷起身体比划着告诉记者：“里面的尸体大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的抱在一起。”

　　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意外地发现，只要谈到当天的火灾，村民们都显得讳莫如深。据说是第一个从草棚里跑出来的沈包英(音)老太太，在听到村民和记者说起大火后，立刻变了脸色，丢下手上的篮子就往家跑。据一个从黄湾镇上回家为母亲办丧事的中年人说：“那场大火在村民们心中留下的阴影实在太大了，是很伤心、很恐怖的！”

　　“2·１5”：初春的噩梦

　　据警方介绍，当天一大早，居住五丰村一带的数十名中老年村民，陆续聚集到位于五丰村16组一块桑树田里的一个草棚内参加“普堂忏”活动。草棚不大，约60平方米，但挤进了近60名村民。好多老太都对自己因迟到片刻而挤不到前面感到遗憾。

　　中午时分，参加活动的人员按照活动“规矩”，开始随一名姓陈的中年男主持人念起来：“普堂、普堂，啥地方，善男信女大家拜，行善之人光明行……”念完一遍后，大家稍作休息，吃起了公用午餐，而一些虔诚的老太匆匆扒了几口后又默默地念叨起来。特别是早到的老太，借排在前面的优势不停地拜念。此时，草棚内的气氛异常热烈，而草棚外的春风却越刮越大。

　　老太太们做梦也不会料到，正当她们在有条不紊拜念时，厄运已悄悄靠近了她们。

　　下午2点的时候，不知谁惊叫了一声：“啊呀，着火了！”随着这声惊叫，草棚内的人员一时惊呆了，继而纷纷朝南面窄小的门口拥去，准备逃命。有些人还舍不得带去的物品，又转身取上放在一边的袋子，再往外逃。可是，干柴遇烈火，浓烟四起，火苗很快穿透草棚，支撑草棚的毛竹也随即“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

　　悲剧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

　　接到报警后的浙江警方迅速出动，数百名公安民警、消防官兵，数十辆警车，朝一个方向赶去。还不知道大火情况的村民停下手中的活，纷纷追随警车向现场跑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好奇而又恐惧地探问着。可当他们蜂拥而至亲眼目睹数十具被烧焦的尸体时，一些人侧过脸“哇哇”吐了起来。

　　重大警情使正在举行的海宁市“两会”立即休会，各级领导迅速奔赴现场指挥扑救工作。海宁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及时赶到现场参加扑救工作。同时，迅速调集全市500多名公安、消防官兵奔赴事故现场，进行现场保护、勘查和维护交通、治安秩序工作。

　　黄湾镇五丰村离海宁市区至少有32公里，因此从市区出发，抢险救助人员再快也要用半个小时才能抵达现场，好在不远处有袁花派出所、黄湾警组和袁花、盐官专职消防队。正在值班的袁花派出所和黄湾警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事故现场，并与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救出的重伤者直送医院抢救。

　　袁花、盐官专职消防队在消防大队到达前，率先对余火进行扑救。零星的火苗在坍塌的草棚上燃烧着，四周的桑树地已被燃着。专职消防队员和民警一起在进行一番搜救，确认再无其他人员生还后，用水枪喷水灭火。

　　浙江省公安厅、嘉兴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接到报告后率领技术人员火速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指挥扑救，要求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取证工作。

　　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习近平获悉情况后立即作出重要批示。浙江省相关领导先后赶赴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听取汇报，指导工作。

　　赶到现场的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用双手在地上扒的扒、挖的挖，扒去草灰竹片等杂物，挖起在废墟中的尸体，再小心翼翼地逐一装袋。尸体被一具具抬进了殡葬车，运往殡仪馆。紧接着公安民警又来到殡仪馆，一边维持秩序，一边配合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对尸体作分放和冰冻，以便下一步死者家属辨认。

　　救护工作完毕后，警方很快投入了火场勘查工作，对火源和火因进行调查。由于现场因抢救伤员和水枪的喷射显得零乱不堪，满地脏臭，一个袋子，一块碎衣布或半截残烛，都成了公安民警收集的物品。天黑后，他们就拉来电灯，打亮了勘查灯。

　　为了确保勘查工作顺利进行，50名民警由海宁公安局领导沈朱明、周正明等带队，组成了现场安全保护组，全天24小时轮换值班。下雨时，及时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护。休息就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据住在附近的村民介绍，有的警察就睡在警车里，这样的生活一直坚持了十多天，直至现场勘查工作全部结束。

　　记者获悉，最后的搜救结果，除10多名未受伤者自己逃生外，现场共有39具尸体；5名严重受伤者全部被救出送往医院抢救，但其中一名由于伤势严重，加上年龄较大，经医生全力抢救无效于16日死亡。

　　“神汉”陈建良的蛊惑

　　据新华社的报道，一个名叫陈建良的“神汉”是这次迷信活动的主持人。2月16日，他就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当地公安机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为了追查陈建良以及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颇费了一番周折。警方经过大量的走访和对幸存者提供情况的查证，于事发当天傍晚，确定了几名组织者，他们是陈建良和周和珍等人。

　　但此时，陈建良已不知去向，家里的人也说不清楚，他的母亲则闭口不谈任何情况。民警便一面继续加大外围调查，一面耐心做陈母的思想工作，要求她打消顾虑，配合公安机关工作。经仔细耐心的教育工作后，陈母终于说出了“儿子由亲戚陪同去医院包扎”的情况。

　　原来，陈建良与母亲在这次火灾中侥幸逃生，母亲无恙，他自己右脸、右手却被不同程度烧伤，而他的丈母娘则不幸身亡。

　　获悉这一情况后，办案民警蒋永生等立即打电话给陈的亲戚，查问其落脚点，在得知他在硖石镇某医院后，马上派民警控制，同时驱车将陈建良带到了硖石派出所。随后，其他民警又将另一个73岁的组织者周和珍逮住。两人交待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前后经过。

　　黄湾镇的王明辉是陈建良的小学同学，据他介绍，陈建良从事迷信活动多年，并以此为职业。王明辉说：“农村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需要些吹吹打打的人，陈建良就是专干这一行的。”

　　杨生良告诉记者，虽然自己长期在跑海上运输，但陈建良的名字却经常听说，他在黄湾镇一带很有名气。陈建良今年45岁，没念多少年书，十来年前，就在家里装神弄鬼，吸引了村里很多老太太去跟他拜神。“他还经常组织一群老太拜神。给人写写字，加上固定的烧香节目，挣得比城里的公务员还多。”杨生良说，像“普堂忏”这样的拜神会，陈建良给每位老人的福签纸上写两个字，盖个章，表明你拜过某神了，收费两元。而“普堂忏”是在当地老年妇女中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

　　黄湾镇五丰村2·１5特大群死群伤恶性事故发生以后，从2月16日起，嘉兴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安全大检查活动，对一些非法建筑和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果断进行拆除和落实整改措施。2月18日至19日重点开展了一次“春雷二号”行动。大力宣传安全知识，对非法庙宇进行了全面清理整顿。

　　记者到当地采访的时候，嘉兴、海宁两级公安机关仍然在继续进行着安全检查整顿工作。

　　黄湾镇老太们的寂寞晚年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中丧生的40名妇女，大多家境殷实，子孙满堂，本该在家里安享天伦之乐。可是，这些老太太们却为什么偏偏要去那样一个危险的地方参加迷信活动呢？

　　海宁市科协主席唐建伟告诉记者：“老汉埋头搓麻将，老妇念经烧香忙”成为当地一些农村老年人业余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老年妇女基本把“烧香念经拜佛”当作日常生活中惟一的精神寄托。

　　家住黄湾镇勤建村的73岁老太裴仕宝虽然没有经历那场大火，但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有些后怕，因为那40个死者中有不少是她平时烧香的伙伴。

　　裴仕宝告诉记者，每年农历二月初五，黄湾镇上都有个庙会，在当地非常有名，她年年都要去逛。她说，因为乡下热闹的事本来就少嘛。17岁从附近的黄山镇嫁来这里之后，裴仕宝就没有错过一次庙会，因为这几乎是镇上惟一正当的集体娱乐活动。

　　喜欢看越剧的裴仕宝记不清越剧班有多长时间不来村里了，也记不清村里多久没有组织老人们一起活动了。

　　于是，前两年她迷上了去邻近的村子烧香。老人告诉记者，附近的村子里“大多建过庙”，随着岁月流逝，这些庙大多被拆除，但是前两年，在这些庙的原址上搭建起了草棚，做起了法事。“闲着没事，我和一个小姐妹一起去烧香，不为别的，就发现挺好玩的。”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那些地方烧香了，太危险。”她说。周围最近的正规庙宇离她家也有5公里多的路，裴仕宝是很少去的，最近一次去也是前年的事。她不知道，去那里烧香，能遇到多少熟识的老太太。

　　黄湾镇的老太太喜欢烧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黄湾镇社会事业办一位被称为老马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都知道老太太们喜欢烧香拜菩萨，但这是她们的习惯，“是管也管不了的事”。

　　“这(烧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74岁的严老太太一点也不想否认自己曾经参加过这类活动，对她来说，这或许是个当地的习俗。她76岁的老伴到镇上的茶室打麻将去了，她从没去过那地方。村子里有老年活动室，但她也很少去，因为那里一般也只有十几个老爷子在打麻将。

　　严老太太很少看电视，因为她不识字，电视对她来说只是活动的画面，没什么好看的。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海宁的皮件厂里上班，只有春节才会回家。她平常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干些农活、烧饭，与熟悉的老太太晒太阳聊天、睡觉。

　　每到农闲，她就会觉得闲得慌，这段时间正好是集体烧香最多的时候。“挺好玩的。”严老太太觉得“烧香、拜菩萨”就是她的一项娱乐活动。“说不准还会有用呢。”严老太太笑着说。说这话时的表情似乎告诉你不必把这话太当真。

　　勤建村76岁的李老太太爱听越剧，但是镇上已经好多年没有来越剧团了。她还爱听歌舞团的人唱流行歌，觉得挺好听的，但这样的歌舞团也越来越少。“谁没有去烧过香呢？”她说，“可以和别村的熟人聚聚，聊聊天，挺好的。”

　　记者在黄湾镇遇到的很多参加过烧香的老太太，她们的生活几乎相差无几。除了农忙以外，有很多空闲时间；她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白天，她们的子女忙于工作或者就在外地，难得有时间陪着她们。在这些老太太看来，老伴则比她们幸福得多，因为他们可以去茶室打麻将；但如果她们也像老伴那样天天去茶室或者打麻将，是很不好的事。

　　一人3元钱的老年活动经费

　　据黄湾镇社会事业办统计，整个黄湾镇有60岁以上的老人3800名左右，其中65%是女性。然而，去年镇上用于老年活动的经费总共只有一万两三千元——其中大多数用于为9个村的老年活动室添置彩电和VCD机——平均到每个老人头上只有3元多。

　　老马有点无奈地解释说，镇里统一组织老年人活动有点不现实，“不可能把那些老人聚在一起开个会吧”；虽然知道老年妇女喜欢听听戏，看看歌舞什么的，但是“镇上也不能总请歌舞团吧”。所以基本上是由村子出钱，村里的老年协会组织老年人活动的。

　　然而在钱江村的老年活动室，记者只看到两名老年男子。

　　一些在里面打牌的中年人告诉记者，这里平时人最多的时候也只有十几个老人，从没有老年妇女过来。

　　黄湾镇的9个村都有各自的老年协会，还有老年活动室。但是各村的老年协会基本上只有一名由退休干部担任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管理老年活动室，他们很难有精力去组织什么活动。老年活动室里也只配备了棋牌、电视机以及书报等物品，在当地的老年妇女看来，那只是另一个茶室而已，几乎没人去那里。

　　海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建国说，这些年来，海宁市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建造了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以及主题广场等许多文化设施，但绝大部分集中在城镇，农村的文化设施建设还是比较薄弱，在文化建设方面，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远远不够。他告诉记者，海宁市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农村的文化设施大多是当地一些企业主捐资建造的，而一些经济薄弱村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海宁市科协主席唐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居住在城镇里的老年人大多也是从农村上来的，进城之前，他们也多是迷信活动的热衷参与者，但现在他们就很少去参加迷信活动了，因为他们能够享受城镇文化设施、社区文化活动的便利，健康的文化已经占领了他们的阵地，这恰恰也是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我家娘子和一群老太婆只好订了一个活动表一样的东西，今天去这个庙烧香，明天去那个庙烧香。”黄甫江81岁的父亲在夕阳中无奈地对记者说。

　　该追究谁的责任

　　数字的指针重重地砸在2·１5大火的死难者身上，提醒着活着的人们。这40名死难者均为老年妇女，平均年龄72岁。其中80岁以上10人，年龄最大的84岁，70岁以上16人，60岁以上9人，50岁以上4人，年龄最小的1名妇女40岁。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行政法教授姜明安在分析这个悲剧时说，我个人认为这次大火除了要依法追究“神汉”一伙的刑事责任外，当地的政府部门对此也要负一定责任。

　　因为这个草棚很明显属于违章建筑，且位于村口醒目的位置，同时这个草棚的用途也非常明显，属于封建迷信活动，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出来制止？如果能找出证明哪些职能部门与大火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就必须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甚至领导免职的纪律处分。

　　对封建迷信的管制确实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工作，从现在政府的行政配置来看，很多部门都与之相关。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进行罚款的时候，各部门都争着上前，可一旦出现问题，需要负责任的时候，就又躲得远远的。这样的情况，说明我们国家的行政组织法还需要完善，把职责明确下来，要科学地分解和设置行政执法责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的社会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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