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十年中，判决在有罪和无罪间犹疑，四名被告在生与死之间折腾，他们背后的四个家庭也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

　　本刊记者/孙展(发自河北)

　　2004年3月26日，凌晨5点。一夜没睡安稳的陈国富起了床，简单地吃了早饭，就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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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赶到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门口。大街上空荡荡，没有人会在意这个心情急迫的年轻人，这一天，他的哥哥陈国清等人涉嫌抢劫杀人一案在案发十年之后，将在8点半开庭宣判。

　　1993至1994年间，河北省承德市相继发生一系列出租车抢劫案。其中两起案件出租车司机被害身亡。嗣后，陈国清、何国强、朱彦强、杨士亮被警方和检方认定是抢劫杀人凶手，被投进牢狱，接受审判。

　　这是四名犯罪嫌疑人面临的第五次判决，前四次他们得到的都是死刑，却一次次地逃过了一死。

　　但这一次呢？

　　第五次绝望

　　快到8点，陈国富进了法庭。而张桂兰则没有那么幸运，她被警察挡在了门外——每家只有一个旁听名额，张桂兰把这个名额让给了丈夫杨万英。警察站满了法院门口，张桂兰只能隔着铁栅栏，痴痴地看着囚车里38岁的儿子杨士亮。这距离她上一次见到儿子又过去了三年多，“他老了许多，后面头发都掉了。”张桂兰独自嘟囔着。

　　张桂兰朝儿子挥了挥手，杨士亮此时也看到了母亲，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一名警察遮住了张桂兰的目光，张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10年了，我就见了5次。”张桂兰开始啜泣起来。

　　四名被告进了法院。没过多久，律师和旁听者就出来了。被拦住无法入内的记者和家属们一拥而上。“三个判了死缓，一个判了无期。”律师显得非常沮丧。一名家属听到这个结果后，晕了过去。

　　陈国富对这个结果没有准备，他本来给所有的亲戚都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到家里来，为哥哥平安回家接风洗尘，但这计划显然破灭。

　　目睹囚车闪烁着警灯呼啸而过，家属们全都是一脸落寞。

　　大祸临头

　　杨万英至今还记得杨士亮第一次被警察带走的日子：1994年11月16日。

　　“那天上午10多，警察来我家问杨士亮在不在，说有些事情要问。我以为问几句话就回来，谁知道出去就进了看守所，第二天就被收审了。”当听说儿子涉嫌杀人时，杨万英懵了。

　　此前，杨万英担任承德汽配铸造厂的副厂长，妻子张桂兰是庄头营村20多年的老村主任，在村里，杨家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家”。儿子杨士亮已结婚，孩子6岁。杨士亮自己买了一辆大卡车，给周边的矿拉煤，“一天少说挣三四百元，一个月下来能收入近一万元。”

　　“我想不通杨士亮为什么会为了一两百元去杀人。肯定是警察弄错了。”杨万英说，杨士亮在看守所呆了45天之后，警方让他交2000元把儿子保出来。回家后，杨士亮说自己除了打麻将之外，实在是没干其他的事情。

　　才过了7天，杨士亮又被抓了进去。“那天是个礼拜天，家里人正在一起准备包饺子，警察把杨士亮带走了。”杨万英说，杨士亮这次走后就没有回来过。

　　在陈国富眼中，哥哥陈国清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家里杀鸡也难得让他动手，“话不多，胆子也小”。一些村里人给陈家的评价则是“老实本分”。陈家相比于其他三家来说，家境相对贫寒一些。陈国清就在临近的承德市第二锅炉厂当工人，弟弟陈国富13岁开始就出门打工。

　　陈国清被抓走之后，陈的父母为此操劳出一身的病痛，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部压在了陈国富身上。而当时，陈国清的儿子陈博文刚刚两个月。

　　何国强那年22岁，家里正给他盖了四间新房准备结婚用。1994年11月初，根据陈国清的“交代”，双桥区警方传唤了何国强。当晚，何国强自己捅开手铐跑回了家。家里人感到何国强被抓实在是莫名其妙，就主张何国强出去躲躲。11月17日，从辽宁回到家的何国强听说警察来家里找过多次，自认为清白的他，就由父亲陪同到警方那里去“说明情况。”据何的母亲说，当时父子两人是分开在两个屋子做笔录，结果没多久父亲何占一回来了，但儿子何国强再也没能出来。

　　四个人之中，朱彦强被抓的时间最晚。1994年底，朱彦强前往北京打工。直到1996年的农历年才回家。正月初五，朱彦强准备再次出门打工，刚刚到了火车站又返回家中取东西，就在这时，警察进门，将朱带走。

　　没有尽头的等待

　　走进庄头营村，这件离奇的死刑案给这四家人带来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房子几乎成为村里最破败的。“十年前可不是这样，我的房子在全村还是最好的。”杨万英感叹说。

　　十年里，这四家人几乎走遍了所有他们认为能够为自己伸冤的部门。从市里到省城，从省城又找到京城，上访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内容。“我们积攒下来的到北京去的车票，就足有一尺厚。”何国强的母亲付玉茹用手比了比说。

　　现在，陈国清的儿子陈博文已经10岁，他自父亲被抓之后就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这个孩子长得机灵可爱，但是沉默寡言。10年里，他只在每次开庭的时候才能见到父亲，但每每父子相见，互不相识。

　　26岁的陈国富还是一张娃娃脸，但是待人接物却显得十分老成，对于法院给哥哥做出的“死缓”判决，他感到无法理解，“既然定不了罪，就应该放人，这样不死不活的关起来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我肯定还要继续申诉下去，直到哥哥被放出来为止。”陈国富说，“上访”“申诉”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问题是，还会有第六次判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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