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人命关天，一边是所谓面子。此案背后起作用的，是法律还是所谓的“潜规则”？

　　本刊记者/文晔

　　人命与面子，孰轻孰重？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没有人命何谈面子。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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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谙中国社会潜规则的林语堂却自有一套理论——他说，“面子这个东西，它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和自尽。它在空气中生存，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备受尊敬的声音；它是无形的，却又靠显示给大众才能生存。”

　　“为何屡次重审，为何终审判决死缓？”在对本案的采访中，“可能是顾及某些方面的面子”的说法，屡屡从一向严谨的法律专家口中说出，让人不由想起这段60年前的老话。

　　一边是4个农民的性命，一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面子，在这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对峙中，谁战胜了谁？

　　不合逻辑的逻辑：谁来证明刑讯逼供

　　本案的终审判决书有一段话引起法律人士的注意：

　　“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上诉均提出：原有罪供述系在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经查：承德市公安局预审处1996年12月25日记载：我处于1995年11月10日受理此案，分别接触四被告人，通过正面接触，正常审讯取得口供，在整个预审环节无任何刑讯逼供情况，更没使用过任何械具……综上，四上诉人诉称在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不予采信。”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瑞华教授说，这是一个荒诞的论证过程。这就好比有人诉称张三借钱不还，张三写了一份没借钱的材料，而法院就此判决张三没借钱——道理很简单，谁会自己证明自己有罪呢？

　　河北省高级法院在2003年二审此案时面临的难题就是，不解决“是否有刑讯逼供的这个疑点，就不能证实“口供”的真实性，二审就不能终审，此案就会第4次、第5次，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这对于一个耗了10年，已经在重审次数上破纪录的案子来说，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另外，2003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地在2003年12月以前解决“遗留”超期羁押的问题。

　　但如何证实或证伪“刑迅逼供”的疑点呢，法院的方法是，让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自己证明。

　　虽然2003年7月22日4位被告曾当庭点出对其刑讯逼供的警察名字，虽然被告人曾走上法官席，脱下衣服，5名法官也近前仔细查看伤痕，记录在案，然后再分别让辩护人和检察官查看，但在终审判决中，这些情节都没被提及。

　　被判决书采纳的证据是4份盖着公章的说明材料，这成了认定没有刑讯逼供的全部证据。

　　在洋洋万言的判决书中，仅仅百余字，这个重要情节就被轻轻带过，并且下了定论。

　　“这是本案最大的败笔，法院的不深究，不得罪，其实是对刑讯逼供的恶性刺激。”陈瑞华教授认为，这一推理方式的不良影响超过了结果本身。

　　陈瑞华解释说，对侦查人员而言，在处理大案要案的时候，在承受“民愤极大，限期破案”的压力的时候，逼供这条捷径是极具诱惑性的。不单中国，世界各国都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该怎样压制这种逼供的冲动？我国虽然在《刑诉法》中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但没有法律后果和制度保证的条文，最终都会被架空。

　　据陈瑞华教授研究，每年因刑讯逼供受到刑事和纪律处分的只有一百多件，相对于全国百万件的办案量而言微乎其微。而这些受到查处的案件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致人伤残，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依据《刑法》的“刑讯逼供罪”论处；另一类是案件被定性为错案，当事人“秋后算账”的，往往依照内部纪律论处。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刑讯逼供只求获得口供，嫌疑人虽然备受折磨，但不至于被打死打残，达不到惩处的标准。

　　“过于迷信刑事追究和纪律处分，放纵了99%的刑讯逼供行为，但这还算不上病根。”陈瑞华认为，法庭对刑讯逼供的回避更加可怕。“我国在审判阶段只审查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却很少对程序问题进行当庭辩论。”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傅宽芝研究员认为，如果能让警官、检察官在法庭上承担像医生那样重的举证责任，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不具体的具体情况：死缓的潜台词

　　终审判决书对陈国清、杨士亮改判死缓的理由是，“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对陈国清、杨士亮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

　　但从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看——“陈国清、杨士亮持械结伙抢劫出租汽车司机财物，致被害人死亡的，且情节、后果均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均应严惩。”——陈瑞华、傅宽芝都认为，这样的情节，二人只能是死刑，况且陈国清、杨士亮不但没有“立功”或“自首”的情节，不能从轻减轻刑罚，二人还屡次翻供拒不认罪，从惩治犯罪的角度看，实在是没有不杀的道理。

　　既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什么不判死刑却改判了死缓？只能是审判书中所说的“具体情节”在起作用。这个“具体情节”是什么？——判决书中没有任何解释。

　　“不判死刑显然有难言的隐情。”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判决理由如此含糊其辞是不妥当的，改判陈国清、杨士亮二人死缓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不清楚。

　　陈瑞华说，“那个不便言明的‘具体情节’，已经成了一个标志，一种惯用法，表明这是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处’。”

　　“什么叫留有余地的判处？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如果不能判定有罪没罪，就该按照《刑事诉讼法》162条3款放人。在我国的法律里没有‘留有余地的判处’这一说。”傅宽芝认为，“‘留有余地的判处’一说本身就是违法的。”

　　对“留有余地的判处”一词进行考据，记者发现，它竟然是本案法律卷宗中的原话。

　　1998年12月28日，河北省高院在给承德中院的《发还提纲》中说；“上述问题请你院查清后重新审判。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的判处。”

　　河北省高院在这份意见书里共提了10个疑问，在案发4年后，有些疑点肯定是很难查清了。比如“陈国清供述作案时拔下车钥匙扔粪坑里，也未提取”一条，事隔4年，可谓时过境迁，即使找到了那个粪坑，恐怕也捞不到车钥匙了。

　　查证没有新的进展，“留有余地的判处”却诞生了。

　　“留有余地的判处实质上是从‘疑罪从无’演变成了‘疑罪从轻’，它不但践踏了当事人的人权，更可能放纵了真凶。”陈瑞华担心这一方法会成为法院摆脱疑案的“潜规则”。

　　傅宽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我国，“疑罪从无”原则实质上早在1996年修订的刑诉法中已经得到确认——按刑诉法第162条规定，如果认为某人有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作无罪判决。

　　“疑罪从无”有法律条文保障，但陈国清等人仍然被判了死缓，而真相依然模糊。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潜流是什么？赵秉志分析，有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疑罪从无”还不能被一些以“打击犯罪”为己任的司法工作人员所接受，他们强调“不放过一个坏人”，却往往忽视了“不冤枉一个好人”；二是证明标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掌握得还比较低，对于非法取得证据的效力基本上还予以认可，在定案中没有予以排除；三是公、检、法三部门的关系没有理顺，有些基层法院明明知道证据有问题，但还是做出有罪认定，其动机往往是为了维护公安机关的“面子”，维护公诉机关的所谓“胜诉率”，同时自己也可逃避“放纵罪犯”的指责。

　　但是，这4个农民，也或者是4个杀人犯，有人考虑过他们的面子吗？

　　还是听听林语堂的高论——“除非这个国家每个人都丢掉自己的面子，否则中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过，老百姓本来就没什么面子，问题是，当官的什么时候才愿意丢掉自己的面子呢？”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