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之后，在吉林市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几天时间中三位官员引咎辞职，震动中国政坛。
通过引咎辞职，建立官员问责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官员的自律性和工作责任感，达到整肃吏治的目的。但此举是不是对引咎辞职者而言，就真的意味着被打进“冷宫”，从此
没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甚至丧失从政资格，永不录用，“永无翻身之日”了呢？
从目前该制度在我国推行情况来看，许多地方都对引咎辞职者采取“仍保留原级别，由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的措施。对此许多人表示质疑：“保留原级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拿跟原来一样多的职务津贴，意味着享受跟原来一样的福利待遇？曾有过的问题，就这样一“辞”了事？引咎辞职不能说丢官，只能说丢现在的这个官，稍事休息一会儿可能有更好的位置等着他———这与“一地失职，易地为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笔者认为，对于引咎辞职制度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评价。对引咎辞职者的待遇，要结合其“咎”的程度，区分不同类别、不同辞职原因而合理确定，应有一个明确的边界。首先要建立明晰的责任追惩制度，相应过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个责任不因辞职而减免；其次，责任追惩制度要一事一议，不要累计过失最后算总账，否则错误就会越犯越大。同时，不能因此而盖棺论定。惟如此，方能体现出干部制度中“能上能下”的原则。
在中国国情之下，一个官员主动选择引咎辞职，不但显示了他的责任意识和羞耻之心，也表明了他对公共职位和公共利益的尊重（即便此前他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如果他从此之后终身失去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那么如此惨重的代价，只会使其他官员更加惮于引咎辞职，使引咎辞职变得更加困难。引咎辞职的官员固然是“咎有应得”，但一般应该不至于“一棍子打死”，否则自当受到法律制裁，而不可能用一个引咎辞职一笔勾销。因而，对于官员过失应理性看待。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曾经因为战争决策失误而被迫引咎辞职。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就此终结，后来又到西线服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带领英国人取得胜利。
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可建立跟踪机制，对其辞职后具体去向和工作表现保持关注，既不能因为一时过失而埋没人才，也不可以让某些人借此曲线复职。只有对主动引咎辞职可以予以适当安排，对免职从重处分，实现奖惩分明，让那些“问题官员”权衡利弊之后觉得还是主动引咎辞职更“划算”，那个时候，这个规定才真正能够起到作用。崔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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