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引咎辞职，建立官员问责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官员的自律性和工作责任感，树立官员“民本”思想，达到整肃吏治的目的。但是有人就认为这是除之而后快的做法。所以必须提出一个问题：此举是不是对引咎辞职者而言，就真的意味着被打进“冷宫”，因此而没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
从目前该制度在我国推行的情况来看，许多地方都对引咎辞职者采取“仍保留原级
别，由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这项措施的。比如，去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出台的《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中规定：“对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适当职务，其工资等待遇根据新岗位确定。”
我认为，对于引咎辞职制度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对引咎辞职者的待遇，要结合其“咎”的程度，区分不同类别、不同辞职原因合理确定，对过失不能一概而论，应有一个明确边界，即不能出现僭越法律的现象。
在中国国情之下，一个官员主动选择引咎辞职，显示了他的责任意识和羞耻之心，也表明了他对公共职位和公共利益的尊重（即便此前他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如果他从此之后就终身失去了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那么如此惨重的代价，只会使其他官员更加惮于引咎辞职，那么引咎辞职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我认为，对于引咎辞职制度：首先要建立明晰的责任追惩制度，相应过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个责任不因辞职而减免；其次责任追惩制度要一事一议，不要累计过失最后算总账，否则，错误就会越犯越大；同时不能因此而盖棺定论，惟有如此，方能体现出干部制度中“能上能下”的原则。
引咎辞职的官员固然“咎有应得”，但一般应该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对待官员过失应理性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曾经因为战争决策失误而被迫引咎辞职。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就此终结，后来又到西线服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带领英国人取得胜利。
对多数官员来说，引咎辞职让他们感受到的是责任，是如何用好手中权力避免灾难造福百姓的思考和行动。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可建立跟踪机制，对其辞职后具体去向和工作表现保持关注，既不能因为一过失而埋没人才，也不可以让某些人借此曲线复职。只有对主动引咎辞职可以予以适当安排，对免职从重处分，实现奖惩分明，让那些“问题官员”权衡利弊之后觉得还是主动引咎辞职更“划算”，那个时候，这个规定才真正能够起到作用。（新京报）崔亮（山东教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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