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总奇冤——

　　津城设计“鸿门宴” 南京上演“风波亭”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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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10月20日，天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惊人消息：10月19日，天津警备司令部接到蒋介石密令，将长芦四纲总王君直、郭少岚、杨丹忱、李少舫看管，听候查办。这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轰动全国的“五纲总案”开端。

　　抓“财神”还是请“财神”？

　　按照报纸的说法，五纲总中的四位是被抓到警察局(其中一位因另案已被软禁)，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反。五纲总之一、有京剧票友“三王”之称的王君直先生的后人王守惇老人说，四位纲总是在警察局长曾延毅设的“鸿门宴”上，得知蒋介石抓捕密令，由于事情未明，甘愿到南京对质。因此，五纲总的开端并不是被抓而是被“请”。

　　王守惇老人说，1928年10月19日，担任长芦盐务芦纲公所纲总(盐商的首领、公所负责人称谓)的王君直等人忽然接到警察局长曾延毅的请帖，曾邀请众人下午在酒楼吃饭叙旧。与曾延毅交往密切的纲总们未曾多想，全部按时赶到约会地点。一进雅间门，4位纲总不由一愣，原来，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也出现在酒桌上。

　　几位纲总是见过世面的大人物，好不容易与傅司令同桌吃饭，自然少不了一番唱和。特别是有京剧票友“三王”之称的王君直，席间乘兴清唱几段老谭的名段，声腔回转之处，犹似老谭重生，直听得众人连连称道。

　　酒过三巡之后，纲总们开始与傅司令套近乎，也不知谁说了句“司令今后有难处，需要我们帮忙，只管吩咐。”没想到，原本的一句客气话，竟然成了这场宴席的转折点。曾延毅看了一眼傅作义，清了清嗓子，尴尬地说：“不瞒几位，我和傅司令确实有件为难事想请纲总们帮忙！”“别客气，有事您说，我们一定办到。”纲总郭春麟说。这时，曾延毅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向众人展开。不看便罢，一看电报上的电文，直吓得几位纲总酒醒了一半。

　　原来，这是委员长蒋介石的密电，电文要求天津方面将任芦纲纲总的李宝诗(字赞臣)、郭春麟(字少岚)、王益保(字君直)、杨承诏(字丹忱)和李玉麒(字少舫)五人秘密拘捕火速解送南京。曾延毅苦笑着说，“各位，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大家看这事怎么办好？”在座的几位纲总将目光一下集中到王君直的身上，王君直向来以公道著称，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向他请教，遇到大事更愿意由他拿主意。

　　“傅司令、曾局长，既然蒋总裁让您做这件事，那就奉命行事吧，咱们交情归交情，但还是公事公办为好，免得二位不好交代。不过，能否向我们透露，到底为什么他要抓我们？”“君直先生，我们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咱们都多少年交情了，要知道我能不说吗。”曾延毅一脸为难地说。

　　盐商得罪蒋介石？

　　能够被当时中国第一号人物点名抓捕，看来长芦盐商必然与蒋介石有过过节？但是什么过节却不得而知。

　　谈及祖父等人被捕后的事情，王守惇老人说，五纲总被羁押后，天津商界哗然，总商会会长张品题前往公安局保释，因是蒋介石密令，公安局不能做主而未成功。一时天津对“纲总案”缘起众说纷纭。

　　王守惇告诉记者，纲总被关押的第三天即10月21日，天津各方面还未得到官方有关拘捕纲总的原由，芦纲公所召开记者招待会，总商会秘书夏琴西代表芦纲公所陈述了四纲总被捕的经过，并恳请报界主持公道，予以支持。然后王守惇之父王振铠发言说：“现在中国系法治国家，此次当局逮捕四纲总，既无案由，又无手续，究竟是否合法，请各报注意……”此话正切该案件的要害，逮捕四纲总之时，既没有向本人及亲属出示相关的手续，又没有说明拘押的原因，使得天津各界都蒙在雾水之中。

　　在五纲总无由被拘押的第十二天，即10月30日，蒋介石终于复电解释原由，原文如下：“蒙电悉，拘捕纲总郭春麟一案，系为追缴盐斤加价、公运余额两款，特复，蒋中正。”

　　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长芦盐务曾经有过几次加价行为，通过这几次加价，盐务有了额外的收入500多万元。天津当时的新旧盐商由于存在矛盾，芦纲公所就被人以私自加价牟取暴利的罪名密告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当时也是财政吃紧，听说有这等事，立刻来了精神，马上起草密电要求傅作义抓人。所以，天津盐商与蒋介石没有私人恩怨，完全是被人举报经济问题而被捕。

　　500万外财违法？

　　这500万元的收入怎么来的，是否真的是私自加价牟取得来？曾经对这段历史深入调查研究的文庙博物馆邵红女士揭开了巨额款项的来源真相。

　　邵红告诉记者，五纲总案最早的起因是清朝宣统三年(1911)出现的“十累商案”。清朝末年，承办直豫两岸61县引地盐商因借外国银行贷款无力归还而破产，清政府从大清银行借贷了700多万两白银，垫付了外国银行的贷款，并把这些引岸收归国有改为官运。1915年，王贤宾等十累商的引地由长芦全纲商人成立的长芦公运共同承运，直豫两岸税率包加税1元，作为归还银行的款项，其他公运余利归长芦纲商，至1917年上缴了800多万元作为归还中国(即大清银行)银行的欠款，余利200多万元，这就是蒋介石提及的公运余额。

　　盐斤加价即津浦加价，1908年，清政府建津浦铁路时，仿照河南兴修洛潼铁路的成规，长芦盐售价每斤加价4文，此项加价款交由不属于芦纲公所的四省公司收储，1914年实行均税制，每包400斤征税8元，旧税及一切加价，一律免除，至1925年，四省公司共收储公化银310多万两。以上两项就是蒋介石在回电中所讲的盐斤加价和公运余额两款。

　　但这500元是否应该归政府所有呢？邵红说，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芦纲公运已经缴税800多万元，对于这200多万元的余利，1927年11月，经中央指令长芦盐运使准予免征，成为芦纲公运的合法收入。而四省公司是为收储保管津浦铁路加价而设独立组织，不属于芦纲公所，至1925年共收公化银300多万两。此款先后由直隶行政官署、财政部、中国慈善会、水灾助赈等项拨用或借用，均由四省公司负责人交代清楚，与芦纲公运也没有关系。但告密人很可能没有将这些情况如实说明，对北方盐务以及历史来由并不清楚的蒋介石当然也不知道了。

　　蒋介石骑虎难下？

　　1929年1月，国民政府组成了“审讯长芦盐案委员会”，王宠惠任主席委员，冯玉祥、阎锡山、孔祥熙、赵戴文等任委员。1928年8月中旬，代理主席委员赵戴文开始审讯，五位纲总就长芦公运、津浦加价、洛潼加价和四省公司四个方面起，除口答及书面外，纲总们提出了函电、文件及照片多件，经审委会编集证据计二十号(每号包括若干件)，另开清单与审讯记录四本，书面质问及答复一本，一并呈复蒋政府。在主席委员王宠惠呈复文中，提出了两点疑义，其中一为芦纲总郭春麟于民国五年十月就职，李宝诗于民国十年二月就职，王益保、李玉麒、杨承诏则于民国十六年九月就职，均在均税(民三)实行以后，对于解交津浦四文加价大宗款项并未接受。

　　国民政府对五纲总的陈述无其他证据驳斥，于8月30日经过四次审讯结束，由出国回来的王宠惠呈复蒋介石准予保释，迁入大华饭店听候结案。

　　王守惇说，不论在哪里居住，五位纲总的生活均没有受到刁难，不但饮食无忧，而且有鸦片烟瘾的还可以继续喷云吐雾，家属可以随意探望。但几次审讯后，一直到1931年1月，审判人员再也没有进行过审问，而且五位纲总除了不能离开南京，其他任何事情看管人员根本不予干涉，令五位纲总百思不解。

　　现在看来，审问情况上报蒋介石后，蒋发现真实情况与想象中相差很大，五位纲总案无法成立。但碍于地位，又不能马上将五位纲总释放，因此才采取拖延的战术，目的是想在社会各界的注意力转移后，再悄悄释放。但由于王君直的病逝，蒋介石只好下令将其他人释放。

　　两年无头案

　　判决好似“风波亭”

　　在静待结案的长期羁押下，五位纲总心情郁闷，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王君直的肝病转为肝癌，于1931年1月11日在大华饭店去世。王君直病逝的消息传到天津，天津报界予以了详细的报道。天津总商会于2月1日在总商会举行追悼大会，自治事务鉴理处长刘孟扬的挽联对王君直的遭遇深表哀痛的同时，并对国民政府酿制疑狱予以抨击：“五人同去，一榇先归，遗体安抵故乡，总算此身得解放。有何罪情，成兹疑狱，世事尽多悲剧，可怜到死不分明。”

　　王君直的去世令四位纲总触目惊心，天津各界纷纷恳请国民政府早日释放四纲总，经蒋介石同意其他四纲总于15日回津。2月16日天津《大公报》刊登新闻：“四纲总昨日抵津，共被羁押二十八个月……”后来竟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谕知原告所控无据，对五位纲总，以手续错误负有责任为理由，罚款50万了结此案。一场无头的官司，就这样在或许有的声音中开始，在或许有的声音中结束。

　　此案件中，曾传言阎锡山要劫持押解途中的五位纲总，此事是否属实？阎锡山为什么要和蒋介石争夺这五个人？明日本版给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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