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善是富人的本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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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10日11:15 瞭望东方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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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罗新宇／上海报道 当一些人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他们最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胡润《中国货币》的“2004中国慈善家榜”尚未刊布之前,民营企业远大空调董事长张跃就对该榜提出质疑。张跃以2.17亿美元“身价”名列2003年福布斯内地富豪排名第3
张跃称,2003年他和他的企业在慈善方面的捐款超过900万元,但是这些捐助行为并不是公开的。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张跃,张使人感到:部分民营企业家在挖完了第一桶金、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开始趋于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权问题。他们批驳有关“为富不仁”或“原罪”的指责,并声称行善是他们最原始的内心冲动。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不关心老百姓对你慈善事业方面的评价?如果胡润或者福布斯的中国慈善家榜上没有你,你会有什么感觉? 张跃:绝对不关心。最好是没有评价,我始终认为,企业或者个人的善行一旦被媒体公开,就会有炒作的性质。 《瞭望东方周刊》:炒作有什么不好吗? 张跃:我认为,媒体一炒作,捐助就会显得不地道,一个扶助别人的行为,最后变成了一个捐助者受益的行为。 《瞭望东方周刊》:你本人如何看待捐助这种行为? 张跃:我们捐款的原则是,激励所有的人都来关注弱者,扶助那些应该被扶助的人,但又不使之变成商业炒作。 我们坚持“捐款不被报道”这个原则,这样,捐助活动会回归它的本意,否则就会偏离。因此,我们捐助有3条原则:第一,必须是捐助给弱者。我们不搞锦上添花,只搞雪中送炭;第二,我们捐的钱,在我们清楚知道的情况下,送达受益者手中;第三,不容许媒体曝光。 我们惟一一次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捐助是在2003年。因为当时是非典,政府要求大家一定到现场去,目的是鼓励大家为防治非典捐款。 《瞭望东方周刊》:你能否透露一下,截止到现在,你和你的企业捐了多少钱? 张跃:不想透露,反正不少吧,但与我们企业的知名度和利润比起来,比例还不够。当然,作为一个自然人来说,我的捐款还是不少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捐钱?捐钱一般是通过什么途径? 张跃:我捐钱,是因为我最愿意帮助穷人。当一个社会文明到一定程度,人权是最重要的,而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当一些人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他们最需要别人的帮助。 除了一些救助款之外,我们捐款从来没有通过民政部门。比如,我会跟某市的教委达成一个协议,由他们组织一个小组到学校评定每个班最贫困的学生。这个评定跟学习成绩和地区没有关系,它只有一个指标,就是最贫困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关心捐助方面的立法吗? 张跃:我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立法,但是,社会捐助行为确实需要通过立法来保障。捐助行为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表现。在我眼中,捐助者自己要用做生意的心思去作捐助。如果只是简单地把钱捐出去,而不关心它的使用,同样可能带来腐败。 《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一些人在中国从事慈善事业很艰难,他们发现存在很多问题,很难推行下去,你是否有同感? 张跃: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把自己的钱用好就可以。有人觉得行善很难,需要很多成本,我觉得好像不必要这样去想。我希望的是整个社会都动起来,去救助更多的穷人。这样做,大家的心情都会比较好,因为你觉得你今天又帮助了一个人。 -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成楷／北京报道 行善是富人的责任 从积累财富到使用财富，这本身是中国基本社会形态的重大演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的《散财之道》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于中国公益事业的讨论。 写作该书的初衷,源于资在研究美国发展问题时发现的一个现象:公益基金的兴盛。这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变成福利国家之前,财富开始高度集中时出现的新事物。 其时,资本家纷纷把钱大量捐出,做各类公益事业,而非仅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救济。《散财之道》一书主要分析了美国如何缓解效率和公平的矛盾,这是国家渐进式改良的重要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研究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你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资中筠:我想应该是观念上的东西。首先一个观念是富人应有社会责任感,这是从卡耐基到现在的盖茨所共有的观念。 其次是要有善于用钱的观念,善于用钱和善于赚钱同样需要聪明的头脑,要学会做公益事业,就要把钱的效用最大化。 第三个观念是知道哪些领域最值得花钱。现在美国公益捐赠的重点是教育、医疗卫生、法律救助、环境等。人们越来越注重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方面花的钱也越来越多。 《瞭望东方周刊》:就公益组织而言,中国和美国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资中筠: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私人公益组织没有它的法律地位。据我了解,现在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有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然而,由于中国的法律不完备,他们有钱没处花。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国内的诚信状况不好,确实有人打着公益的旗号来非法敛财,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资中筠:根本问题还在于加强法治,而不是限制做好事。在美国,这个领域是由国税局管的,因为惟一需要管的就是依法享受免税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把钱用在公益事业上,你也就违反了税法关于免税的条例。他们的进入门槛低,但是支出情况完全透明,不仅税务部门可以随时检查,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检查。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在中国发展基金会等社会公益组织的最大问题是制度因素,还是文化因素? 资中筠: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制度因素。宪法修订案已经规定了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这也就为富人以及所有想做慈善事业的人打下了捐赠基础。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相关专题：瞭望东方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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