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市民都是这座城市的细胞，一旦城市遭遇危机，

　　则需要每个细胞都能够及时反应，正确应对。

　　外滩记者 王彬(实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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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立旺

　　一次逼真的演习

　　大火是在凌晨出现的！

　　5月13日3点多钟，上海延安东路隧道南线，一辆满载着乘客的客车在行驶途中忽然起火。车上冒着浓烟，乘客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一分钟后，营救人员赶至，砸开车窗玻璃，营救乘客。凌晨3点10分，最后一名乘客被救出。整个救援工作完成得非常顺利！

　　如果不是那些乘客的表情露出了马脚，不知情的人很难知道这是场演习。这些被救出险境的乘客所流露的，更多是任务顺利完成后的轻松，而非劫后余生的庆幸。

　　即便如此，演习的逼真程度仍是出人意料——“营救乘客”成功后，隧道的水管突然打开，喷水灭火——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大多被淋透，连维持演习安全的警察也未能幸免。

　　“先前没有任何通知让我们躲避，也不知道要喷水灭火。”一位警察抱怨说。

　　这场以“灭火抢险、人员逃生、牵引除障”为目标的综合演习是由上海浦江桥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导下进行的，该公司负责黄浦江“三桥三隧”的运营养护管理。

　　“对于‘三桥三隧’的安全，我们准备了十几种准备预案，盛夏即将到来，此次演习以火灾为主要预防对象也是这个原因。”演习指挥陈磊说。他对最终的结果表示满意。

　　将演习地点放在上海延安东路隧道，主要是因“三桥三隧”的交通压力比较大。

　　资料显示，2004年1—4月，南浦、杨浦、徐浦大桥和延安东路、打浦路、外环隧道日均通车流量已突破50万辆次，约占上海市目前越江交通总量的80%。其中，南浦大桥和徐浦大桥日均都超过了12万辆次，其中徐浦大桥最高达到了15万辆次。

　　在今年1—4月，“三桥三隧”车辆自燃发生13起，三车追尾50多起，货物散落4起……每天有20多辆因故障、事故抛锚的车被牵引。

　　除此之外，该地区还频频承办大型活动，一旦有突发事件，遭遇到的困难远胜其他地区。在5月8日举办的“世博会与上海法治化论坛”上，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声华说：“上海世博会的选址比较特殊，紧邻市中心区，依浦江两岸而建。”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规划会展区域总面积5.53平方公里，与一个小城市的规模相当。20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参展，总参观人次预计将超过7000万人。

　　张声华副局长在发言中也表示出对浦江两岸压力倍增的忧虑：“在遭遇干扰、侵害时，城市安全系数会降低，要确保上海在世博会自开工建设至展会闭幕各阶段的安全，是对负有安全保卫工作主要职责的上海公安机关的一次重大考验和空前挑战，我们必须全面思考各种可能影响城市安全的因素。”

　　演习过后，该公司的一位员工私下对记者透露，此次演习的意义不仅限于防火如此简单，“城市的安全涉及的问题很多，以后这样的活动肯定还会有。”

　　市民要“补课”

　　在上海，这不是第一次为应付突发性事件而进行的演习。今年的4月19日晚，上海市闵行区也曾进行过一次空袭演习，主要是针对夜间空袭演练民防队伍的实践和救援能力，爆炸、烈火也完全动了真格的。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处副处长、公共问题专家姚勤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连续的演习表明，城市安全问题已经日益引起政府的重视。”

　　今年2月份，北京就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要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首都危机应对机制”。其中提到：“编写相关教材读本，在大、中、小学校开设危机应对素质教育课程，增加教育内容，适时进行危机情景训练，并将以上教育扩大至公务员及社区乡村中”、“将每年具有特定意义的某一天或者一周定为‘北京城市安全日(周)’进行城市安全教育，创造‘城市安全文化’”。

　　姚勤华说，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最先具备国际化的大城市的特征，城市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能力也最强。

　　2003年，上海在较短时间内将非典防治导入平稳可控状态。公共危机管理学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高汝熹对此评价是：“一个能快速整合各种资源投入抗灾的危机管理机制，帮了上海的大忙！”

　　上海的成功在于迅速启动了“上海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2003年4月底，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考察后肯定了这一危机管理体系，认为上海成功应对疫情考验，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并非完美”但“行之有效”的非典监测、预防和报告系统。

　　该体系的特点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部，是各种危机信息的整合处理中心和各

　　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协调调度中心。

　　随后，上海又组建综合减灾领导小组，把可能受袭的灾害事故分为19类25个灾种，实施灾害分级管理制度，聘请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委员会，参与危机处理的决策和研究。

　　“尽管政府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仍值得注意，那就是市民的应对能力。”姚勤说，由于上海长期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大多数市民对城市突发危机很不了解。“面对突发性事件，市民的应对能力并不突出，主要是因为平时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美国有十几种语言的宣传品，宣传画也有，而上海这方面的宣传还不多。”

　　他对于北京政协委员的提议也持相同意见，“城市危机管理是和每个市民相关的事情，应该全民教育和动员，需要一个好的应急机制，但不能完全依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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