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 / 桂林报道

　　第14届桂林书市不单是一次图书交易会，它还是中国出版业改革的风向标

　　2003年全国库存的图书有350亿册之巨，其中相当比重的是不良资产。不少出版社和国有书店都希望借转制的机会甩掉这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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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5月12日，温婉的初阳还未将“山水天下”的桂林市照亮，蒙昧的天光在一瞬间暗淡下来，紧接着，桂林几年未遇的一场暴雨骤降如注。第14届全国书市便在这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拉开序幕。

　　由于非典而被迫推迟一年的桂林书市，携带着中国出版业的偌大期许。不仅因为这一年的等待，更因为2004年4月5日，国务院批准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这一事件给整个中国出版业带来了一场撼动。

　　一个外强中干的出版市场

　　据桂林书市组委会统计，本届书市开幕首日订货码洋为3.2亿元，至5月15日为止，这届书市出版物订货总码洋达10.3585亿元，其中，图书订货码洋10.3367亿元，音像电子出版物及电脑网络产品订货码洋183.4万元，期刊订货码洋34.4万元。不少媒体用“开门红”来形容本届书市的圆满和成功。

　　这10多亿元的码洋的确可以说明中国出版市场正值昌盛，但在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些是我们所没能看到的。

　　“与过去几届书市相比较，本届书市在参展图书上明显缺乏新意。此次签售的总体情况也不理想，关键是没有什么大气之作、扛鼎之作。出版社只为赶书市，将原来的作品重新包装一下就匆匆前来，读者和市场的失望可想而知。”一位从业30年的出版资深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更有一些出版社，携着“跟风”图书来了要一本书走红，立刻会出现多种“变体”，其做法千奇百怪，足以令原出版社哭笑不得。

　　它们，只是外强中干的中国出版市场的冰山一角。

　　山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张金柱建议，使用一种图书出版的“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中国图书市场现状。

　　“图书出版的‘市场’应与‘计划’相对而言。所谓‘计划性图书’，是指‘计划性’教材，半计划性教辅，加上一般图书中的教辅图书部分，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而目前也还是我们整个出版业生存的基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计划性’图书，它在整个行业的印张、册数、码洋、利润中所占比率的大小，成为衡量目前图书市场化程度高下的标志。‘计划性’图书在整个图书出版结构中所占比率越高，即图书出版的‘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张说。

　　在过去几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权威资料中，不难发现中国出版市场的真实面貌:1999年中国图书总销售额73.3亿册，总码洋355亿元，其中有38.08亿册是课本，这部分码洋约占200亿元;2000年全国图书总销售68亿册，总码洋364.76亿元，其中有35.6亿册是课本，这部分总码洋占180.81亿元;2001年中国图书总销售69.25亿册，总码洋408.49亿元，其中37.25亿册是课本，这部分码洋占到169.11亿元。这些数字看出，在中国历年的图书销售中，大于1/3的销售额来自“计划性”图书的销售。这说明，中国图书的市场化程度很低。

　　从人均购书情况来看，1999年的美国图书销售总额为240.2亿美元，人均购书11册；日本人均年购书也是11册，人均花费约50美元；欧洲人平均年购书18册，人均消费122美元。而同时期的中国，人均购书仅在5册左右。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人均购书7册，才算达到小康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出版业尚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阶段。”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赵斌说。

　　出版转制

　　造成图书市场的滞后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全是出版社之过。

　　“文革”之后，中国的出版社一直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出版社的人事、资产由国家统一调配，工作任务也由上级下达和监督，政企不分、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也因此成为出版社的“常见病”。众多出版业的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这一困局，转制势在必行。

　　说是这么说，而真正涉及转制，有的出版社欣然接受，有的却不能。

　　“在具体操作中，所遇到的情形比想像的复杂得多。一些期盼转制已久的出版社，迫不及待地希望一步到位，最好一夜之间就从事业体制变成股份企业，自由地在市场中遨游。这种观点有点不成熟。在实际转制过程中，企业模式必将与长久以来占据出版社主导地位的行政模式发生对撞，一旦处理不好，对出版社来说，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人员上，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国家发改委改革司司长范恒山认为。

　　在接触了部分出版社的管理层后，《瞭望东方周刊》发现，出版系统在转制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核心问题能归结为三点：一是人，二是资金，三是没有参照系。

　　人是指人的身份问题，出版社中原有行政级别问题是众多在从业多年的老出版人最为关注的矛盾焦点。

　　在原有体制下，行政级别象征着地位，但在市场中，行政级别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转制意味着原有行政级别不复存在，对出版社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也许是不可想像和不能接受的。同样，一个转为企业后的部属出版社，其最终决断力将来自法定代表人还是上级行政，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资金问题是指国有资产的整理问题。据人民出版社任超副社长介绍，在转制过程中，出版社也好，新华书店也好，在这么多年运作中已形成相当的不良资产。据官方数据统计，2003年全国库存的图书有350亿册之巨，其中有相当比重的图书库存就是不良资产。不少出版社和国有书店都希望借转制的机会甩掉这个包袱，但问题在于，目前各出版社之间的营运状况差距较大，不能以一种方式解决。

　　参照系则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就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与市场体制来看，出版转制没有可以参照的对象，大家都是一边探索一边改。说改吧，肯定要改，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方向，但改到什么程度，谁的心里都没底。毕竟，中国是个有‘特色’的国家，有些事情谁也无法预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人士指出。

　　面对自4月5日中央出台转制方案以来，各大出版社面临的种种困惑与矛盾，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副署长专程出席5月12日“改制与中国出版发展方向”的出版业高层论坛，并作了1个多小时的专题演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一个解答说明，是在为各出版社的老总排疑解惑喂定心丸。

　　柳副署长当场承诺了多项优惠政策:在转制前，给出版社一次性核销坏账和不良资产的机会，使出版社避免转制后背上沉重的债务;为出版社离退休人员补足社会保障金，既解决出版社庞大的人员负担，也让长期处于原有体制中的老出版人有一定的保障;在转制后，出版社可以享有多项财税优惠政策，鼓励出版社兼并、重组。

　　柳副署长还为出版社确定了转制的方向和时间表:出版社必须先制订转制方案，明确转制后的体制，再逐步进入企业管理体制。他乐观地估计，目前已在进行转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将于今年10月基本转制结束，并在年内推广成功经验，预计大部分出版社明年初就将开始全面转制。

　　阵痛中前行的中国出版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次巨大变革，各大出版社的领导早有了心理准备。对出版业现状的忧虑，以及对在WTO5年保护期过后，国外出版业巨头到来所产生的冲击的担心，使他们无不认同出版业转制的必要。但是，即使有了政策的支持，如何把握分寸仍然是整个出版界最为困顿的问题。

　　一方面，经过多年的行政垄断，全国出版业的资源逐渐集中到少部分大型出版集团手中，也为它们带来了远超市场回报的利润。这些寡头多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本身熟悉和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在改制到来之时，它们已经赢得了足够的资本和地位以减小改制的冲击。因此，它们非但没有人们预期中的担心，反而对改制举双手赞成，并预备借改制之机，扩大集团规模。

　　另一方面，在这些受益者之外，仍有着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对改制抱着惶恐的心态，这些大多是经营现状不尽如人意的小出版社。它们也深知改制的必要性，但由于长期依赖政府财政拨款，它们已经失去了在市场中主动觅食的能力。更何况，它们身上往往还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大量的离退休人员、库存积压的不良资产、人才的不断流失，这些现状令它们面对改制心事重重。

　　与出版社老总们的担忧相比，来自民营资本的声音却异常兴奋。曾在安徽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工作26年后转而投身民营经济的合肥三原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江奇勇正是因为感受到出版社的体制限制和束缚，才放弃打拼多年的成果，进入民营天地。在他们看来，中国出版业的弊病，已远非伤筋动骨的小手术可以解决，只有彻底重起炉灶，才可能觅得一线生机。

　　目前，民营资本已在出版业占据相当有利的位置。从购买书号开始，众多挂着“文化公司”、“工作室”旗号的民营资本就凭借比出版社灵敏得多的市场嗅觉，在与出版社半公开的合作中，为自己掘到了第一桶金。如今，出版社转制政策的出台，又在无形中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不管是转制中的出版社也好，民营书商也好，将共同面对今年年底WTO承诺中即将开放的图书零售业市场。改革与完善的道路是曲折的，机会却是均等的。

　　“在改革中，总会有利益被牺牲掉，也总会有新的利益产生。我们已经确立了一个正确的目标，虽然困顿和痛楚在所难免，但这都只是一个阵痛，并不会影响前行的脚步。”任超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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