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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总理讨薪的农妇熊德明坐进了办公室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30日17:31 南京《周末》

  【周末报报道】 “一位普通的农民,一个诚实的劳动者,她说了一句话,让全社会都‘听’到了!”这是中央电视台在颁“2003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社会公益奖”给熊德明时的致词。

  熊德明是谁?她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经济学家,她只是中国9亿农民中普通的一员,土生土长的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农民,42岁前从没有去过重庆以外的地方。她也没
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是向从她家门前路过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了一句实话。但正是这句实话,她不仅给丈夫要回了修万步梯时被拖欠的工钱2240元,还引发了全社会对民工欠薪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

  大半年过去了,熊德明见诸媒体的消息不断:面对讨薪者无能为力,被迫出门打工;进城打工的第一天……然而,她告诉记者,她只是个普通的农妇,她最想的还是回到云阳养猪去。

  接通熊德明的电话,是6月27日——一个夏夜。淳朴的她在获知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和丈夫商量了一下,用抱歉的语气说:“你过一会儿再打来,我出去听,儿子已经睡觉了。”随后的采访过程中,话筒中不时传来拍打声,打断我们的对话。她再次表示抱歉,并解释说:“重庆这个大城市的蚊子真多,还是老家云阳好,我真想家。”

  “向总理说出那句话后,我哭了”

  当熊德明回忆起去年请总理帮忙“讨工钱”的情形时,显得非常激动,语速也明显加快。这导致本来已经听不太明白重庆土话的记者和她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障碍,记者不得不狠心打断了沉浸在自己愉快回忆中的熊德明。“哦,我说慢一点,虽然全国有很多媒体都访问过我,但是我这个乡下人还是不会说普通话。”

  熊德明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2003年10月24日的那个傍晚,她和往常一样从山坡上割猪草回家,看到自家的院前站了一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温家宝总理坐在板凳上向乡亲们问这问那。在此之前,村干部向村民交代过,不能够乱说话。“开始我确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生怕说错了,毕竟没见过这么大的干部,之前我只在电视上看过我们县长。”熊德明如是说。在她和温总理拉上话以后,她发现温总理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让人感觉他很亲切,一点官架子也没有。”

  温总理和乡亲们聊了一会,起身准备离开龙泉村,突然间他停下来问起村子里有多少人在外地打工,有没有欠钱的事。熊德明的心里打起了小鼓:丈夫在县里修万步梯的时候没有拿到工资,家里没有钱买猪饲料,她尽心饲养的那些猪只能靠一些猪草填肚皮……但村干部的交代在耳边不时回响。内心两相交锋,终于她壮着胆子说出了后来让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我爱人李建民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交学费……”

  在向总理说出这句话后,熊德明陷入了担心之中。丈夫埋怨她说:“这么一点小事,你也向总理谈。别人都没向总理反映,你说了,地方上有些人会不会对我们不利……”现在回想起来,熊德明的声音中仍带着颤音:“他这句话把我给弄哭了,他也一个劲儿地蹲在墙角抽烟,当时我们真的很担心。”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村干部就将2240元钱送到她手上,同时还有一句叮嘱:“你要保密。”其实欠款只有2178元,熊德明夫妇后来将多给的钱还给了包工头。

  在向记者叙述的过程中,熊德明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话:“我这个人不爱说假话,也不爱说谎话。”正是这样的性格使然,熊德明才得以一语惊人。“后来有人问我,此前是不是有人给我出谋划策过,我能说的就是:‘我只是个农民,每天做的事就是如何把猪给喂好,把它们养大养肥去卖钱。’”熊德明感慨地说,养猪虽然没有给自家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但这是她至今最怀念的劳作。

  “我的猪谁帮我喂?”

  对于熊德明来说,丈夫被拖欠的工资在总理的过问下要到了手,接下来依旧是周而复始的平静生活。但在村里默默耕耘的生活就此中断,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熊德明一时间远近闻名。去年11月,全国70多家新闻媒体接踵而至,她平均每天要接受两家以上的媒体采访。

  “那个时候,真是忙坏我了。很多记者从很远的地方到我家来采访,我又不会拒绝,怕得罪人,只能一个接着一个地说。吃饭的时候旁边还有记者盯着,这种日子我以前从没有过过。可是我家的猪没人喂了,只能麻烦我的公公婆婆,那段时间真让这些猪受苦了。”熊德明说,家人起初还很谅解,后来来访的人实在太多了,完全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平时好脾气的婆婆终于有一天对她发了火。“她怪我,我没有顶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话,钱虽然讨到了,却给家人带来了这样的烦恼。”

  让熊德明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后面。去年年底,她登上了中央电视台2003年度经济人物奖的颁奖台,与龙永图、丁磊等一批叱咤中国的经济精英并驾齐驱。她获得的是“社会公益奖”,这是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活动举办四届以来首个“扛锄头”的农民获奖。

  获奖让熊德明第一次走出了重庆,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还看到了只在画里才看到的天安门。然而,领奖回来后的她发现一切都不对劲了,几乎没有乡亲上门来向她道贺。在她的记忆中,以前丈夫出远门回来,他们都会跑到家里来看一看问一问。“我从北京回家后,同村的人开始对我和家人指指点点。他们有的说:‘总理见的是整个村子里的人,为什么到北京领奖的是你熊德明而不是我们呢?’还有的人说得更难听:‘别神气!领了奖有什么了不起,你回来种庄稼过日子还不一定比得上我们!’”

  冷落他们的不光是以前关系不错的村民,镇上的干部态度也很微妙。“当时丈夫到镇上去批地建猪圈以扩大养猪规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镇上总是迟迟不予办理,有的干部甚至说:‘总理给你把钱要回来了,但总理不是天天来,要办事,还是得经过我们嘛。’”说到这些,熊德明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没有能力帮他们讨回工钱”

  熊德明成功讨薪的事情不光吸引了全国众多媒体,还吸引了很多被拖欠工资的民工。“一点都不骗你,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我至少接待了有一千多个民工,他们经常把我家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中间有的人工资被拖欠了10年之久,日子确实不好过。我只能和他们说:‘你们的欠条,一定要收好,不要搞丢了。’我尽量给他们安排小凳,但是有的时候来20多号人,只能让其中的一些站着了。”这些人的遭遇都不相同,每个人把自己的经历讲一遍,就基本已经到了晚上。“有的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像是山西、山东,又不能把他们赶走,我只能帮他们安排食宿。我家地方小,有的时候只好给他们在院子里打个地铺,下点面条弄点自己家种的菜给他们充饥。”熊德明说,常常这样忙下来,自己就凑合着吃几个红薯,靠在椅子上睡觉。

  在她看来,这是一段极端痛苦的日子,她确实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农民兄弟讨回工钱。“其实我就是一个煮饭喂猪的农妇,我没有能力帮他们去要工钱。但要命的是,往往他们并不相信我说的话,甚至有的人这样跟我说,‘大妹子,你给温总理打个电话不就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因为费了半天口舌,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联系不上总理。其实我能做的,只能把他们的情况告诉给曾经报道过我的记者,给他们牵线搭桥。”

  长时间的接待,给本来并不富裕的熊德明的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我看这些人都很可怜,本来他们已经没有钱了,还要花路费来找我。关键我确实帮不上忙,但是总觉得别人花了钱没办到事,心里不好过。但是我自己家里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我们一家几口就只有3分旱田,9分水田。种猪饲料种菜,年景好的时候每个月赚500元钱。丈夫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只寄700元钱回来,家里的猪啊鸭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好好照料,都没能卖到什么好的价钱。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还要花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兄弟身上,钱不够用,搞得我经常要到邻居家去借钱。”熊德明坦言,觉得自己不堪重负,“我真的没有能力帮他们讨回工钱,于是在今年3月中旬决定离家出走。”

  “将来还是回家养猪”

  熊德明之所以这么果断地“离家出走”,是因为有很多的公司和厂家都曾经向她抛出过橄榄枝,用她的话说“我是不愁没有工作的”。她离家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先去县城和打工的丈夫、儿子会合。“本来丈夫和儿子都不同意我出来打工,但我把家里的情况和他们一说,他们就立刻同意了。我们三个再三思量,仔细考虑,认为重庆美心集团最适合我们,因为他们的董事长曾经亲自和我联系过,开出的条件非常不错,可以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工作。”

  到公司上班已经三个多月了,但熊德明对她第一天上班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是集团为了照顾我,让我坐进了办公室当车间稽核人员,丈夫和儿子则分在了防盗门的生产流水线上。我还记得那是3月17日,我们很早就起了床,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忙碌了一天:换工作服、拍工作照、戴上工作证、学习公司规章制度、到生产车间熟悉工作流程……当我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我告诉自己,这可不比在家喂猪,到这里来只有努力,才能把工作干好。”熊德明说,三个多月下来,一家人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其他打工的人还要自己在重庆找房子住,可是集团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宿,一间近40平方米的宿舍,有电视机和简单的家具,东西挺全的。集团还安排人给我专门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做辅导。和同事们熟识了之后,年轻一点的都管我叫‘熊大姐’。”

  说到现在的收入,熊德明笑了起来。“很满足,我们三个人的工资都是1000多元,而且集团一点都不拖欠。一家人现在的心愿就是多挣一点钱。”据悉,熊德明的儿子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投缘的女朋友。“他们是同学,挺合得来的,我们看那个女娃儿不错,也挺喜欢的。”熊德明一点也不掩饰她的满意。

  按理说,这样的生活应该让熊德明非常开心了,但是听得出她的言语之间还是略带惆怅:“我很想家,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还有我的那些猪,也不知道它们吃得好不好,养得好不好,等我们赚了钱,还是要回家。”至于多长时间,熊德明说,“做到年底后看看再说。”

  采访结束时,熊德明还是不忘提醒记者,要多关心农民问题,“我只能帮助他们这么多了。”

  本报记者 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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