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博/城市快报

　　83年前，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10余位中共一大代表在这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83年后，记者了解到，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曾经两次到过天津，指导顺直党委的工作。在南开大学西南村教师住宅中，记者采访了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之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陈志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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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如约走进陈教授家中，在他书房的书架上，记者看到了陈潭秋烈士和徐全直烈士的遗像。于是，围绕着这两张照片，记者开始了对陈志远教授的采访。

　　严父别妻赴苏区

　　慈母留守勇就义

　　当记者问起这两张照片的来历时，陈教授介绍说：“这两张照片都是后来从亲人和父母亲革命过的地方得到的。对我来说，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我刚刚出生就失去了我的母亲；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失去了未曾见过一面的父亲。”

　　“我母亲1903年出生在湖北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1919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读书，1921年暑假，母亲参加了父亲陈潭秋组织的妇女读书会，并于192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天，在武昌，与我父亲结成革命伴侣。从1927年7月开始直到1933年初，我母亲同父亲一道战斗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933年初，中央决定，正在上海工作的陈潭秋和徐全直一同进入中央苏区工作，这是当时许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十分神往的地方。得知这一消息，两人处理完手边的工作，办好工作交接手续，准备及早起程开赴苏区。可是此时徐全直已经怀孕，那个尚未出世的孩子就是陈志远教授。当时徐全直的预产期临近，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路途遥远，跋山涉水，行程艰难，一路上多有不便，于是，在征得中央同意后，决定，陈潭秋先走，徐全直等分娩后，再赴苏区。临行前，陈潭秋还给自己的三哥和六哥写了一封信，安排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的抚养问题。

　　“谁知道这竟然成了我父亲和母亲的诀别。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家乡，到我父亲和母亲的纪念馆瞻仰，当时我正在母亲的照片前默哀，这时候，我堂姐的一个同学在我身边说：‘你母亲就是为了生你才被捕牺牲的。’我听到这句话，长时间压在我心头的负疚感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我当时失声痛哭。”

　　说到这里，陈志远教授的声音有些哽咽，眼圈微微发红。1933年4月，陈志远出生了，徐全直出院后，就带着他潜居在同乡家中，打算把刚刚出世的陈志远放在同乡家中，等候从故乡来的人接到湖北农村抚养，徐全直自己则准备到中央苏区工作。1933年6月20日下午，徐全直到上海厦门路56号党的秘密接头点，联系去中央苏区的有关事项，但该联络点已经遭到破坏，尚未接到通知的徐全直进入房间后，感到情况有变化，就立即退出来，却被躲藏在房间周围的国民党特务抓住了。被囚禁于南京警备司令监狱，第二年2月初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那时徐全直年仅31岁。

　　军阀背信设奸计

　　被囚一年凛捐躯

　　“当我的父亲陈潭秋牺牲的时候，我当时在湖北农村六伯父的家里，虽然当时有一些传闻，可能父亲已经牺牲了，但未能得到证实，而详细了解到父亲牺牲的情况还是在解放以后。”陈志远教授介绍。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从苏联回国，途经乌鲁木齐市。7月，接到中央的指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负责人。在新疆工作期间，陈潭秋重视培养和团结进步青年，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团结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地支援抗日战争，领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实事、好事。陈潭秋接任时，正是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动本质逐渐暴露之时，并在1942年公开投靠蒋介石，这一年的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软禁陈潭秋，第二年2月投入监狱。“当时父亲知道情况有变化，但非常从容地回到房间里换好了西服，并将有关工作秘密交代清楚，才随盛世才派来的人离开住所。”经过两个多月的残酷审讯，陈潭秋坚贞不屈，盛世才黔驴技穷，最终在1943年9月27日，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路基。

　　“由于陈潭秋在党内的影响，在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时，已经英勇就义的父亲还当选为中央委员。被盛世才关押的一百多位共产党的干部和家属直到1946年7月11日才回到延安。”陈志远教授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从报纸上了解到了父亲在新疆遇害的情况。

　　两到天津传指示

　　巡视顺直党组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调任为江西省委书记，秘密参与南昌起义的准备。“八一”起义后，陈潭秋先后到江苏省和上海工作。党的“六大”召开后，陈潭秋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当时的组织部长是周恩来。陈潭秋协助周恩来处理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928年6月，中央决定由陈潭秋担任中央巡视员，到顺直地区巡视工作。就这样，陈潭秋开始了天津之行。6月26日，陈潭秋从上海乘坐轮船到天津，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巡视顺直省委的情况。当时北方党的工作在李大钊同志被捕牺牲后，一直未能顺利开展，此时派陈潭秋到天津，就是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北方党的实际情况。

　　陈潭秋到了天津后，先在租界找旅馆住了下来，之后，按照事前约定的联络方式，与北方党组织进行联络，但在当时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破坏较为严重，直到7月7日，才与顺直省委取得联系。7月9日，陈潭秋参加了顺直党委的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陈潭秋开门见山地宣布了中央派他来顺直省委巡视的任务，他说：“中央派我巡视顺直省委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中央很久没有接到顺直省委的工作报告，让我到这里考察顺直省委工作的实际情况，并指导和整理顺直省委的工作。”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陈潭秋对顺直省委的工作进行细致的考察，并于7月11日向中央汇报了顺直省委工作的情况。不久，陈潭秋接到了中央给顺直省委的来信，接到来信后，陈潭秋很快地与比他先期到达顺直的刘少奇同志进行了沟通，并确定了再次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基本方针。7月22日，在陈潭秋的主持下，顺直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不仅选举出新的顺直省委，还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8月，陈潭秋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了巡视顺直省委工作的情况。

　　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央决定让陈潭秋再次来到天津，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北方局工作的同时，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后来叛变)以“潭少连”的名义主持北方局的工作。1928年11月13日，陈潭秋到天津后，沿着平汉线到保南、保北地区进行考察，通过调查，陈潭秋发现这一地区的党组织的根基还是有的，跟他在省委听到的汇报有所不同。12月初，陈潭秋结束了调查活动，12月11日，陈潭秋详细地汇报了自己在保定地区考察的情况。

　　就在陈潭秋到保南保北地区考察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到顺直地区巡视。“我父亲在回到天津后，听到周恩来同志要来天津，非常高兴，并做好了迎接准备。”陈志远教授介绍，12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到达天津，并住在日租界的北洋饭店。

　　“在周恩来同志到达天津的第二天，我父亲就到北洋饭店，两人见面后，互相介绍了分别后的工作情况。同时，我父亲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准备情况，并决定在12月下旬召开顺直省委的扩大会议。”1928年12月下旬，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法租界西开教堂后的大吉里开幕。周恩来传达了“六大”的精神，陈潭秋就顺直党的工作状况和目前的任务做了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陈潭秋当选为顺直省委的宣传部长。

　　“我父亲在顺直省委期间，曾经创办了顺直省委的内部刊物，定名为《出路》。这本刊物在当时对顺直党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我父亲为这本刊物写了发刊词。”据陈志远教授介绍，在《出路》的第二期，发表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文章，直到1929年8月，被迫停刊，共出刊13期。1929年7月中旬，陈潭秋接到中央指示，回中央工作。

　　“父亲带我走上史学路”

　　“我之所以选择了从事历史学研究，还是受到了父亲喜欢历史的影响，虽然我没有见过父亲，但亲人常常跟我提起父亲生前的事情。尤其是我的伯父，不但把我父亲母亲的革命事迹讲给我听，还告诉我一个影响我一生的事情，那就是父亲曾经在苏联期间参与翻译过《联共(布)党史》，而且对历史研究非常感兴趣，当时我就希望能够像父亲那样在历史学方面有所成就。”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陈志远教授是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但他本人却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撰写过关于陈潭秋烈士的文章。陈教授在南开大学攻读本科期间，《少年报》曾经约他写一些关于陈潭秋烈士的纪念文章，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在我的心中，对父亲母亲一直很崇敬，但我不愿意谈起父母怕引起伤感。”直到1980年在湖南参加学术讨论会之后，路过家乡时，他才开始收集了一些关于陈潭秋烈士的资料，并对父亲和母亲的革命历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尤其令陈志远教授感动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关注着陈潭秋烈士。“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接到江西一位收藏家的来信，在信中，他常常把他发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粮票原件和复印件给我，因为我父亲当时担任粮食人民委员，因此，在粮票上有中华苏维埃主席和我父亲的名字。”

　　陈志远教授曾经多次到父亲革命过的地方瞻仰，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陈潭秋工作过的办公室书架上，陈志远教授看到了有许多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书籍，更加印证了陈潭秋烈士对历史的爱好，也坚定了陈志远教授史学研究的信念。作为中国现代史专家，陈志远教授撰写了多部有影响的专著，但依然没有去写自己的父亲，他认为，他父亲与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才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群体的一部分，而他作为史学研究者，应该研究的是那个先进的群体。

　　陈潭秋在天津

　　1928年6月29日，抵达天津；

　　1928年7月7日，与顺直省委取得联系；

　　1928年7月9日，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会议；

　　1928年7月11日，向中央报告《关于顺直党的现状》；

　　1928年7月22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1928年8月，离开天津回上海；

　　1928年10月13日，第二次到天津，巡视顺直省委的工作；

　　1928年11月8日，向中共中央写了第二次巡视顺直省委工作报告；

　　1928年11月17日，致信中央，要求改组顺直省委；

　　1928年11月，主持创办顺直省委内部刊物《出路》；

　　1928年12月中旬，在天津与周恩来见面；

　　1928年12月下旬，与刘少奇轮流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1929年7月中旬，调离顺直省委，到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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