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抚恤洋商摇头

　　壬子兵变(1912年3月2日)的闹剧过后，袁世凯终于在北京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但遭受严重损失的京(北京)、津(天津)保(保定)三地商民，却陷入生活困境，要求赔偿、抚恤的呼声和行动此起彼伏。兵变后的第7天，由天津商人组成的民间索赔团体———索偿保险会宣布成立，而商人们索赔的对象，则是曾经为他们提供火险承保的外国火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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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历史上堪称最大的一次保险理赔案也由此开始了……

　　记者 黄 卫/城市快报

　　涉案保险商总共24家

　　外国保险商 要赔140万

　　翻开当年索偿保险会提供的一纸控状，上面清秀的墨笔记录下了索赔保险公司的名称和保险金额：福安公司承保“德顺厚”保银700两，承保“聚兴成”保银1500两……共承保保银114750两；礼和洋行承保保银92000两；仁记洋行承保保银92500两……太古洋行承保保银140700两。24家涉案保险商，总计要赔付理赔银1436898两。

　　最先成立索偿保险会的，是天津商人张荫棠等人。庚子(1900)过后，天津商业走出了战争造成的低谷，从市面上林立的洋行可以看出，洋商对抢滩天津的坚定信心。这时，在国内尚属前卫企业的外商保险公司在天津登陆，水火险成为当时的两大险种。不过，刚刚出现的保险公司并不是以分公司的面目出现，更多的是通过在天津的各国洋行为办事处，代理在天津的业务，投资小，见效快。福安、礼和、仁记、太古等天津当地洋行，当时都是这些国外保险公司的代理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天津逢此巨变后，本地商人要找这些洋行来赔偿了。

　　成立索偿保险会

　　天津商人 找到理赔依据

　　收拾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估衣街上的商人们只好凑在一片废墟上商量对策。店毁了，货被抢光了，一生的心血就此东流。重整旗鼓当然要靠资金，但要到哪里找呢？商人的脑筋转的就是比一般人快，“以前不是在洋行里上保险了吗，好像咱们上的那些保险叫什么‘火险’来着，‘火险’，不就是像今天这样被火烧了吗？咱们让保险公司赔！”经这位商人提醒，刚才还愁眉不展的商人们顿时露出了笑容，“可不是吗！当初那些洋人答应着火产生的损失他们如数赔偿，我的店铺保了一千两银子。早知道有今天，当初应该多保点！”

　　一周后，天津商会里再次聚集了成群的商人，不过，这次来的人没有垂头丧气。“每人交大洋两块五，然后在这张入会申请上盖上自己的章，把您们的保险单交给管事的，这就算成为索偿保险会的成员了。”索偿保险会的发起者张荫棠向前来入会的商人们解释着入会规则。

　　如果能够有保险的赔付，不但能够尽量减少损失，而且能尽快恢复营业，只要买卖开张，以后就不愁没有钱赚，这样的道理商人自然都明白。但是，以前洋行的承诺现在能兑现吗？张荫棠一边鼓励人们入会，一边给商人们打气。“大家别怕，这点会费肯定不让你们白交。我们在前几天研究过保险章程，其中第六条规定‘因别样事情，致其险处比以前增加，而本公司欲止其保险之事，则本公司有权行信通知买票之人，将此票注明，并将期内未满之保险费壁回(退回)，该保票即做注销论。’但这次咱们遭受此劫，店铺被烧，商品被毁，但在之前咱们没有向保险公司声明‘因别样事情，致其险处比以前增加’，而保险公司也没有通知咱们将保险单注销，更没有退回咱们以前交的保险费，所以咱们所受的损失他们要负责赔偿。”

　　张荫棠一番话，说的众人频频点头称是。一名商人不无担心地问道：“可是保险单上有因为乱事免赔的条款，保险公司拿这个做依据不赔呢？”张荫棠解释说：“你说的是条款中的第六条吧。但是这次劫难既不是外人入侵，也不是咱们本国人为了争夺政权而开仗，更不是因为与敌国宣战而导致的，他们没有理由拒绝赔偿。”

　　索赔信函泥牛入海

　　希望落空 聘请律师打官司

　　索偿保险会的大旗的确吸引了不少人，短短十几天，就已经有三百多家遭受损失的商家加入。经过最终统计，索赔额超过143万两白银。但是，这些商家数量与全部受灾商户相比，仅占了十分之一，更多的商家将希望寄托在向袁世凯申请的抚恤金上。索偿保险会的发起者还是错误地估计了理赔的难度，向洋行理赔的信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无奈之下，索偿保险会只好发动天津商会的总理、协理出面，邀请各个洋行“过府议事”。谁想到，在本地商人眼中宛如太上皇的商会，洋行竟然连理都不理，将商会和索偿保险会晾在一边。这一下，商会与索偿保险会的会董再也不能忍耐，“既然文的不行，那咱用武的———和洋行打官司。”

　　经济官司对于商人们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平日有个经济纠纷，都会找个官衙理论理论。可是这次与以前不同，这是和洋人打官司，而且这24家洋行分别属于英国和德国管辖，要控告他们，必须到英国和德国领事馆。原本轻松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官司打还是不打？如果不打，以前投保的钱就白花了；如果打，涉及中外，这些普通的中国商人又没有“涉外”经验，而且在英德领事馆打官司，就要遵守国外的法律，中国商人不明白。经过最终的商议，商人们一致决定：官司必须打。但是，必须依靠政府出面给自己做经济后盾，聘请洋律师和洋人打官司！

　　总督批准政府拨款

　　聘请律师 一场官司500两

　　直隶交涉司司长王克敏见到索偿保险会和商会的来函，心里也不免一惊。以前多是外国人向中国人索赔，今天却反了过来。况且壬子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王克敏心中当然清楚，天津以及北京、保定商人受灾情况，心里也明白。虽然商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要求抚恤、赔偿，当大总统袁世凯只是嘴上说“好”，但就是没钱往下拨，还一个劲儿请商人们先自己解决，等政府日后有钱再抚恤。

　　“外国保险公司能给这些商人们赔偿是再好不过了，但从这些保险公司的态度来看，让他们出钱难度应该不小。既然商人们要打官司，交涉司必须出面替他们解决前期的困难。”王克敏想。当时，受灾商人们主要有两个困难：第一，商人们受灾后经济困难，没有打官司的诉讼费，而英德领事馆只有见到不少于400两银子的诉讼费才肯开庭；第二，国外法律与中国不同，必须聘请国外律师才能有获胜的可能，否则恐怕难以打赢这场跨国的官司。

　　经过直隶总督冯国璋批准，交涉司由财政总汇处拨出白银1200两，银元22231元作为应付这场跨国官司的全部经费，并聘请当时著名律师贝萨德作为中方的辩护律师，律师费为500两白银。

　　搜集材料几个月

　　理解不同 天津商人索赔败诉

　　1912年5月，开始筹划诉讼的索偿保险会开始在会员中搜集各种材料作为证据。与此同时，天津商会与京津保善后协会争取政府赔偿的行动同时展开。但与要求保险理赔一样，始终没有任何进展。争取理赔金，成了全城关注的焦点。尽管保险会号召上保险的商家全部站出来一起索赔，但还是有部分商家对此没有信心，躲在一旁观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所有的证据和材料搜集齐备，贝萨德律师代表天津的商人们正式向英德领事馆提起诉讼。1912年9月24日下午2点，贝萨德带领中方各位当事人代表来到英国领事馆，当庭诉讼，要求涉案的保险公司赔偿中国灾商损失。

　　判决的结果让满怀希望的天津商人再次陷入了痛苦当中。英国顾问官坐在堂上叽里呱啦地一番询问过后，宣布了令天津商人伤心的判词：这场灾难由于人为骚乱所引起，是人为的故意放火行为，保险公司不用为遭受火灾的天津商人理赔。不过，英国顾问官总算为天津商人留了一个申辩的途径：如果不服判决，可以到英国的大法庭继续上诉。

　　去领事馆之前，留在商会里的商人为代表们热情饯行，将希望寄托在这次审判上，而代表们也踌躇满志，认为必胜无疑。回到商会时，站在门口恭候的商人看到代表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就知道不妙，听完结果后，大家放声痛苦，一边哭一边痛骂不讲“信用”的外国保险商。

　　“一审”结束后，这场官司的最终花销也有了最后的结果。整个官司共向英德领事馆支付费用白银278两4钱，银元8133元7角1分，翻译信件费银元156元5角5分。贝萨德律师费白银500两，由于他不通晓汉语，为他聘请翻译又花去300银元。另外，英领事的判辞费11元7角5分，支付比利时律师费29元4角。除去这些费用，英德领事将所收诉讼费的余款(白银421两6钱，银元13599元6角9分)全部退还了直隶交涉司。

　　接到交涉司的报告，直隶总督冯国璋命令将这笔退回来的款项全部救济给全城受灾的商户，尽管分到每家头上不过几块大洋，但也算总督体察民情的心意。

　　津商继续要赔偿

　　想到国外打官司

　　索偿保险会承认了暂时的失利，但并没有真正服输。除了认为英国领事有意偏袒国外保险公司外，输了官司的商人们还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贝萨德的无能。张荫棠等提出：“既然英国领事说出‘任由上告’的话，我们就要上告，不然，让外国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

　　上告，到底要到哪去上告呢？按照租界领事馆的规定，英国伦敦有最高法院审判机构，在租界中审判的案件，那里都可以作为终审机构进行重新审判。去伦敦上告，商人们再次表示出了不屈的决心。但是有一点，在天津本地审判都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如果没有交涉司出面支付，这笔费用对于受灾的商人又是一笔开销。到远在万里以外的伦敦打官司，这银子少得了吗？

　　虽说心里没底，但认准这条道的商人们还是要试试。不过，一打听到伦敦打官司的费用，所有人都傻了眼。”到底要多少钱呢，包括律师费在内，全部诉讼费用需要白银10万两！要在前些年，10万两白银还真难不倒这些商人，凑也凑齐了。但遭受火灾人祸后，一两银子对于商人都像性命一样宝贵，没有被烧死就不错了，哪里再凑那么多的银子。索偿保险会的目光又一次投到直隶总督冯国璋的身上，既然上次打官司的费用由总督出了，这次也还是请总督大人为民做主吧。

　　见到商人们联名的信函内容，冯国璋也吓了一跳，花10万两银子去打官司，而且还不知道输赢，这钱怎么给呢。上次用公款为商人垫付诉讼费已经是破例，这次又要、而且这么多，别说冯总督没有，就是有也不敢再给。怎么办呢？冯国璋又想出一个办法：让商会帮助商人们筹集。既然是商人们遭灾，商会理当首当其冲维护商人利益，总督府实在没钱，商人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但让商人拿出10万两白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这场索赔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于这次天津历史上堪称最大的一次保险理赔案，本市一位保险行业的专家表达了这样观点：商人们去不去伦敦并没有意义，因为这场灾难从保险业角度讲肯定不会理赔。类似于壬子兵变产生的骚乱局面，任何保险公司的条款都将其列入免赔范围，现在如此，过去更是如此。真正应该为那场灾难“买单”的，应该是灾难的幕后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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