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洋

　　父亲去世快4年了。但于我而言，他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常常让我产生他并未离我们而去的感觉。的确，父亲的思想，永远不会离我而去。

　　父亲的思想，对我的世界观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思想，已经比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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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在《彭真文选》等著作中了。此外，我也常回忆起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他的一些教诲。那中间同样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显露着他伟大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

　　揭示谄媚者

　　父亲曾经说：“拍马屁股，是为了骑马。拍你的马屁，也是为了骑你。”谈笑间，父亲将谄媚者的嘴脸揭露无遗，揭示了乐于接受谄媚者的愚蠢。

　　我做律师以后，父亲对我说：×××在旧社会是名律师，蒋介石也很给面子。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也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能放人。解放后，有一次他为一个坏人向毛泽东主席求情，他也不清楚那人做了什么。主席要我处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两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给他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他再也不说什么了。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

　　巧论判例法

　　大概是1975年下半年，父亲刚刚被流放到商洛山中。那里煤炉子很怪，我们都用不好。特别是封火以后，再打开时，往往被我们左捅右捅捅灭了。父亲琢磨了一些时候，找到了办法。他在打开火时，看准位置，用炉钎子一下子捅到底，火苗一会儿就呼呼地冒起来了。

　　他说，这和干工作一样，没弄清情况，一通乱捅，就把火捅死了。一定要看准了，一下子捅到底，气顺了，火就上来了。

　　对于搞判例，父亲认为：不能那么搞。判例法在中国早就有了。大唐律例，律是皇帝定的，例就是大理寺的判例。清朝有大清律例。那时绍兴师爷很有名，刑名师爷和你们律师差不多。一代一代形成的案例堆成山，很多自相矛盾，县官也弄不清。你有案子求师爷，你想怎么办，他都能给你找出对你有利的案例。我们的法律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搞了一大堆案例，谁也说不清，那怎么行？

　　判例的问题，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父亲的观点，总还是渗透着历史的反思的，也代表一家之言吧。

　　实事求是公私分明

　　父亲多次谈到：我只管一万，不管万一。不能事无巨细都管。

　　他复出工作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也是如此。父亲曾回忆说：我是负责协调政法政策，不是批具体案子。那时我只批过××儿子的一个案子。我批的是，不能因为是××的儿子就放纵，也不能因为是××的儿子就重判。那也是谈政策问题，不是具体谈案子。

　　八十年代父亲主持修改《宪法》时，我对修改草案想提点意见，写成一封信。还给母亲写了封信：“妈妈：宪法中一点问题老想和爸爸谈一下，但总看他很疲劳，就写了一下，等爸爸有空时看一下。”

　　父亲把信转给王汉斌、项淳一、胡绳同志：“汉斌、淳一同志：这是傅洋的一点意见，请阅后退我，也可给胡绳同志看看。因为他也是个公民、群众，当然这是句笑话。彭真三月十八日”

　　家中政治纪律之严，由此也可见一斑。

　　妙言“批评与自我批评”

　　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父亲有段很有趣的话，他说：一个人做事基本上对的时候，他作自我批评容易。基本上做错的时候，就难作自我批评了。所以要有别人批评帮助。

　　谈起“文化革命”蒙难，父亲少有戚戚之情，倒是有时颇为“自豪”地讲些那时的故事，充满了乐观之情。

　　“文化革命”初，一些红卫兵冲进家里批斗父亲。那天我回家听父亲说：红卫兵要我下跪，我说你们不是‘破四旧’吗？下跪是封建的，怎么还要我下跪？红卫兵也不好再要我下跪了。

　　“文化革命”后父亲曾提起：受批斗要会对付。反正批斗要揪后脖领子，要斗我时，我领口从来不扣，他就勒不着你了。冬天批斗时，他反正不让你戴帽子，所以那些年冬天我就是露天也从不戴帽子，也就不感冒。

　　历史不能改写

　　父亲多次对我说：搞案子一定要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他不说，你就逼，你逼他就供，他供你就信，这就是“逼、供、信”。历史上搞错案，很多都是这个原因。所以，刑诉法要规定，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没有口供，而其他证据确实的也可能定罪。所以，刑法还要规定刑讯逼供是犯罪。

　　我们参加整理父亲的文选。他说：我过去的东西，有的可以不收，有的话可以删，但不能改、不能加，那是历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序，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新思想，那是因为宣言是历史文件，不能改，只能通过写序补充。

　　也谈婚姻法

　　父亲常说：没有人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曾说，有人把他的《体育之研究》找出来重印，那时他根本还不懂马克思主义，里边很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在实践中变化的。父亲特别向我们推崇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父亲在谈离婚的法定条件时，曾提到：婚姻能不能继续的基础，只能是看感情。你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我在延安当组织部长，那时离婚要找组织部。来打离婚的人，如果还有感情，劝一劝就和好了。真没了感情，你怎么劝都不成。

　　即席讲演

　　父亲的即席讲演是出了名的。但只有我们知道，每次讲演前，他都不知要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去思考、准备。他说：这个习惯是在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会儿又不能拿讲稿，只能事先下功夫想清楚讲什么，怎么讲。

　　父亲讲，自己实际只有“高小”文化，上了中学就搞革命，没有真正读过书了。可我们看他四十年代初，就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给中央的报告，深感他那时在法律方面就有很深的造诣，很是奇怪。

　　对此他说，我是在国民党监狱里坐了六年半牢学的法律。监狱不让看别的书，但可以看《六法全书》。我们首先是要研究怎么对付他们，对法律也就作了研究。

　　上面是我对父亲一些思想片段的回忆，虽然有些零散，但它仍然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正是因为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其中，才使这些小小的思想片段也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父亲生于一九○二年，卒于一九九七年，近于与世纪同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之际，刊发这篇短文，也算是寄托了我对父亲的怀念。(作者现为全国律协副会长、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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