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回顾小平同志指导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西藏人民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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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月，小平同志在重庆曾家岩，凝视着共和国地图上的西藏地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决策，运筹着和平解放西藏的千秋功业。

　　1957年3月，小平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亲自组织讨论西藏工作，他洞察国内外风云，未雨绸缪，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制定了稳定西藏和处置复杂局势的方针。

　　1978年2月，小平同志在出访尼泊尔的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深情地眷恋着他尚未踏上的共和国的这片土地，胸中筹划着使西藏地区走进中国四个现代化行列的发展蓝图。

　　1980年10月，小平同志委托前往拉萨的黄华副总理，要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以慰藉对西藏的向往之情，自治区负责人选择了一尊精美的佛像，小平同志珍藏至终。

　　1992年1月21日，小平同志驻足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布达拉宫”面前，感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唯有两个省区他没有到过，一个是台湾、另一个是西藏。然而，自50年代至90年代，西藏——这片小平同志生前非常想来而又未到过的土地，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留下他老人家那无尽的关怀和深情的眷恋；留下他深邃的思想；留下他指导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功绩。

　　一、运筹帷幄，和平解放西藏

　　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胜利向西南、西北各省的广大地区推进，至年底，中国的西部地区除西藏之外已全部获得解放。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围绕着西藏地区的解放问题，藏内两种势力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抗拒西藏的解放，加紧策划“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广大西藏人民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则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尽快解放西藏，以救西藏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鉴于上述形势，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从莫斯科致电党中央并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任向西藏进军的任务。由此，进军西藏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等同志的肩上。

　　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同志接受进藏任务后，首先考虑的是确定进藏的干部和部队。在邓小平同志看来，进军西藏非比寻常，既有军事问题，更有政治问题；既有作战问题，更有补给问题。任务的艰巨性必须对干部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刘邓在西南军区3个兵团、9个军里反复权衡、掂量再三，最后决定让年仅36岁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所部进藏。因为十八军的干部数量较多、素质较好，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和抗战勇士，张国华15岁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战功赫赫，又有开辟新区的丰富经验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深受小平同志的信任。1月8日，刘邓将这一决定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并提出由云南、青海、新疆方面配合，“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1月10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邓小平同志的进藏安排，同时要求迅速成立一个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构，名称及委员人选由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电报中还指出，关于西北方面应协助之事项，由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商定。1月24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上报的以张国华同志为首的7人西藏工作委员会。至此，一场国内外关注的大进军全面展开。

　　当进军西藏的命令在十八军所属各部队传达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指战员对党和祖国赋予的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感到无上光荣，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做好进军西藏的一切准备。但还有少部分战士对进军西藏感到突然，弯子一时转不过来。小平同志发现后，及时让张国华等军师领导作好动员，号召“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他于1950年2月6日专门为十八军战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鼓励部队克服各种困难，迎接新的挑战。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又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要求进藏部队“亲密团结西康、西藏地区的同胞，忠实地、正确地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

　　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风格，在二野部队进军巴蜀途中路过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他指示部队要遵守民族政策，对待少数民族地区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将来可以专门成立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以利于他们的发展。在进军西藏问题上，小平同志又提出要政治先行。1月15日，是重庆少有的晴朗天气，邓小平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在西南局驻地曾家岩接见担色进藏任务的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指示，下达进藏工作任务。邓小平同志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的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以前和蕃，”“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治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凡是涉及民族、宗教和政策性问题，邓小平同志都要亲自过问，并且十分慎重，做出精心的布置和及时作出指示。1950年2月17日，以小平同志为书记的西南局电告西藏工委：“西藏问题(包括对于散布在西康、川西北及云南境内的藏族问题)的许多政策，尤其是政教问题，必须多方调查，提出具体意见，获得解决”。第二天，小平同志又对张国华说：“你要专门成立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他还告诫进藏部队的各级指战员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语，以便适应宣传工作；要沟通和藏胞的语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语，一到西藏你就成为聋子，就要吃亏；在西藏工作，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西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同时，他还指示进藏部队要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十八军党委于2月28日在成都成立了“西藏问题研究室”，吸收了一批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教授和学者，专门搜集整理西藏情况资料，先后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的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等，对进军西藏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为西南局制定各项政策打下了重要的政策思想基础。

　　进军西藏、经营西藏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毫不动摇的立场，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上，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西藏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如果西藏当局“派代表到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2月25日，中央又指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邓小平同志和西南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他以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和胆识，结合西藏社会的实际，认真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亲自主持拟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四项条件，即：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久，他在这四项条件的基础上，亲自起草了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大政策：“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这份历史性文件，由西南局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这十大政策深深凝聚了他的杰出智慧和伟大创造，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是从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制定的一份具有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文献，成为《十七条协议》的基本框架和基础。

　　为了贯彻和平谈判的十大政策。1950年3月，西南局派出志清法师赴藏劝说达赖集团脱离英美帝国主义，使西藏早日获得和平解放，但由于受阻未能到达西藏。此时，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白利寺格达活佛主动请命赴藏劝和。当小平同志得知此事后，高度赞扬了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并亲自修书一封，请格达活佛转告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决策的英明和诚意。1950年7月，格达活佛离开白利寺前往拉萨，在途经昌都时，他不畏艰险，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当地藏族群众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川康藏区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和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等诸多事实，极力劝说当地僧俗上层头人要维护藏汉民族的团结，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格达活佛的言行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仇视，他们竟然下毒手将格达活佛迫害致死。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隆重地为格达活佛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的挽词，以示悼念。格达活佛被害，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极大愤慨，十八军全体战士纷纷要求尽快打过金沙江去，为格达活佛报仇。

　　为了打好昌都战役，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会议室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就昌都战役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会后下达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要求“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解放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邓小平同志对参战部队作了进一步的指示，他说：“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仗，要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分多路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经过近20天战斗，歼灭藏军6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一部，争取1个代本起义，共歼敌5700多人，消灭了藏军主力，一举解放了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牢牢地掌握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动权。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后，迅速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分化，摄政达扎辞职，十四世达赖亲政，主张和平的力量获胜。1951年3月，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前往北京，当他们途经重庆时，受到了邓小平同志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同志态度和蔼，谈笑风声，并向他们讲述了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确实伟大、英明，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你们能说又能做，深得民心。”小平同志笑着回答：“我们共产党要做的一切，都是为全中国广大人民着想的，我们对西藏和平解放的主张，为的是西藏繁荣、稳定、昌盛。”在交谈中，小平同志高度评价阿沛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主张和谈的历史性选择，语重心长地勉励他永远保持爱国本色，在今后的岁月里为西藏人民新的事业作出贡献。谈话后，小平同志紧紧握住阿沛的手说：“达赖回去，和平进藏，大有好处，也希望你们能把道理向从印度方向来的另外几位代表讲清楚。我相信，谈判是能成功的。”阿沛望着这位和蔼的西南军区政委，从他那充满信心和诚恳的目光中，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欣慰。1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成功，并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24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和西北局联络部长范明，专程到重庆向小平同志请示工作，研究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工作和组织问题，小平同志对范明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实际上早就在互通电报中认识了。这次见面很高兴。你们西北报的材料我看了，按《协议》要求，把西北进藏部队变为十八军独立支队，有利于工作和对外宣传。你们西北干部组成的班子很精练，老干部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分多路进军，西北进军仍归西北军负责，到拉萨后再会师。”3个月后，小平同志又通过支援司令部政委胥光义，向张国华口头传达了进藏工作的指示：一、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二、当前的首要任务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平协议。派下去的干部，除宣传协议，团结与争取上层分子外，更重要的是设想研究情况，不是一去就马上将十七条协议都一下搬出来执行，要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三、西藏目前的干部应该是越少越精干越好，机关干部第一步不宜多去，主要防止补给困难，而造成事事被动。尤其第一批入藏人员，要少带，带进去的人员，要力求精干。四、要大力修筑康藏公路，并且力求标准。所需经费，由国家经费内开支。不要浪费，用之适当。

　　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进藏部队严格遵守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边修路，边进军，在进军过程中，广大官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藏族人民誉称为“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十八军政委、西藏工委副书记)率领十八军机关和主力部队进驻拉萨。12月初，十八军独立支队(即西北西藏工委和西北进藏人员)也到达拉萨。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陆续进驻察隅、日喀则、黑河、山南、林芝、江孜、阿里各个地区，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二、洞察国内外形势，坚定执行稳定西藏的大决策

　　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出色的工作，特别是西藏的和平解放，赢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信赖和肯定。1952年邓小平同志被中央调进北京工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并先后兼任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务，1954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尽管他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他依然关心着稳定西藏的工作。

　　根据《十七条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以后，主要任务是执行协议，巩固国防。但在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只能逐步开展工作。1952年，西藏工委在执行协议中就西藏统一治理问题、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其中包括对达赖、班禅两个集团问题)等产生了不同认识。1953年10月，中央鉴于西藏工委认识上的分歧，指定统战部长李维汉和副部长刘春在北京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张国华、范明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在其后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并耐心细致地对西藏工委的同志做了工作，使与会同志提高了认识，达到了团结与统一，为执行协议，稳定西藏工作局势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6年3月，内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工作进入“团结进步，更加发展”的新阶段。西藏工委一些同志也急欲在西藏地区进行改革，以尽快改变西藏社会经济的落后面貌。基于这一美好的愿望，西藏工委进行了改革的宣传和准备工作，而西藏地方政府抓住这一问题大作文章，一些分裂分子蠢蠢欲动，攻击工委的做法是破坏协议。工委的急躁做法和西藏地方上层分裂分子的挑拨煽动，使西藏工作一度陷于被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指示小平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及时处理。1956年12月底，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专门电示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中央已于9月4日发出了关于西藏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指示，根据这一方针，明年工作部署不是紧的问题，而是要压缩的问题。因此，干部要送些回去，党员也不要发展了，干部也不要吸收了，末成立的摊子也不要成立了。

　　1957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西藏工作，邓小平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西藏至少6年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经过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才决定的。不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西藏现在不具备改革的条件，即使实行了改革，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工作也跟不上，多用钱也办不了好事。同时，就国际关系来说，暂不改革，也有利于争取若干年的和平环境，从事建设。他接着严肃地说：实行这个方针，西藏统治集团可能翘尾巴。但是，只要有军队在，军事、外交、交通权力在我，它闹也不怕。如果小打，坚决还击，如果大打，就改得快些。

　　小平同志特别注意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某些大国的压力，力求在处理国内问题上要稳妥一些，在西藏地区还存在着封建农奴制和旧的地方政府的情况下，不急于改革，即使出于好的愿望想为西藏人民办一些好事，也要根据西藏地方政府的意愿，特别是征得上层人物的同意。在书记处会议上，他根据一些部委急于为西藏办事的情况指出：在西藏做好事，兴办新的事业、企业，要从政治上考虑，同时要掌握限度。今后对西藏工作的领导，只有中央同工委的关系，所有中央部门没有单独向西藏发指示、派人的权力。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西藏工委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和小平同志指示，从1957年春天着手精简机构，缩减人员，除保证青藏公路畅通的人员外，将干部、工人、学员从4.5万人一下减少为3700人。驻藏人民解放军也减少了70%。地方工作只限于城镇和交通沿线县份，全区60多个宗教办事处大部分撤销，一批农奴出身的干部被送到咸阳西藏公学进行学习。

　　中央决定“六年不改”的方针，并不能满足西藏少数上层分裂分子的无理要求，他们继续坚持分裂的立场，要中央，长远保持西藏的“最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保证西藏三大领主永远压迫西藏人民的权力，这个斗争时起时伏，明暗交错，甚至出现了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局部性叛乱。

　　195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召见张国华同志谈话，明确指出了党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要求西藏工委和军区采取冷静、理智的态度，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就打，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双管齐下，先把交通要道保住。6年不改，但出了乱子由他们负责。时隔不久，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又召见了张国华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具体指示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六年不改还有四年多时间，长得很，收缩对了，现在主动，小据点加强一点，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在旁边。”针对西藏初期的局部叛乱，邓小平同志还一再告诫西藏工委：“西藏当局万变不离其宗，现在不要发动群众，只搞整顿队伍，交朋友和学习，在社会上也不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西康叛乱武装来西藏，除西藏地方政府自己外，我们不派人去打。”西藏工委和军队遵照这些指示将干部和部队尽量收缩到交通线和点上，有的调回内地。

　　收缩是为了赢得主动，政治上的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早日认清一小撮叛乱分子的真面目。当西藏地方政府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及时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1959年4月，邓小平同志把西北民委主任汪锋从西安召回北京谈话，指示汪锋同志并西藏工委尽快研究西藏的基本情况和民主改革中的有关政策问题，并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着重研究平叛后对西藏上层实行的赎买政策。即确定赎买对象和范围，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房屋，予以赎买，并初步确定以上各项的赎买金额和支付办法。同时还确定了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即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的农奴制度。西藏工委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确立了民主改革的指导思想，派干部深入农牧区进行调查研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步骤和措施，集中打击了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依靠大多数，团结大多数，在短短的两年中，顺利地完成了西藏的且主改革，推翻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西藏。

　　善于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小平同志的一贯精神，也是小平同志坚定执行党中央稳定西藏方针的具体表现。60年代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向人民公社过渡，同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全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许多农民出现了断粮、断炊现象，而西藏工委只看到内地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对西藏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一些同志在民主改革全面胜利的形势下，认为翻身农奴革命热情高，听党的话，容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想“趁热打铁”尽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委在1960年7月发出了《必须彻底进行土改复查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各分工委要选择几个试点办农业合作社，一些互助组也根据通知精神搞起了明组暗社。这种急欲超越西藏社会实际的做法很快暴露出其弊端，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责成中央书记处及时处理。小平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于1961年元月听取了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杨静仁的汇报，并明确指出：在西藏地区不能“竭泽而渔，要帮助老百姓生产，机关也要搞生产，”小平同志根据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指出西藏工作要稳，不要急。“防左防急不仅是社会政策，也包括经济政策、改造上层。”“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点子”，他指出，“我们把内地办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是不得了的。一切政策，包括贸易在内，一定要照顾习惯。”

　　最后小平同志对杨静仁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在西藏工作，特别要防止命令风，瞎指挥风，搞试验要慢慢推广，不要一下子普及”，并说，“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严重破坏后(因西藏遭受到叛匪的洗劫)，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小平同志关于稳定西藏、发展生产的指示，对西藏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61年4月，在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具体研究了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会议下达了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中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起，五年以内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到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牧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和“稳定发展”的方针，是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慎重稳进”方针的具体实施和进一步贯彻，也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他一贯的务实作风。此后，西藏工作遵循党中央“慎重稳进”方针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健康发展，稳步前进，社会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农牧民充分享受到民主改革带来的成果，为自治区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三、日理万机，心系西藏的发展大业

　　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小平同志的关心，西藏发展的许多成就都包含着他老人家的心血。

　　早在1950年，在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中，就明确地指出西藏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同年7月，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上，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强调，为了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事业，民族地区也应该改革，他说：少数民族地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这种服务就是“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小平同志的这种思想，在和平解放西藏尤其是以后的西藏建设事业中充分体现出来。

　　为了尽快改变西藏交通事业落后的面貌，丰富西藏地区的物资供应，1950年6月至1954年12月，在小平同志的亲自筹划下，中央人民政府动员很大力量修筑了康藏公路，这条始接成都平原、终达拉萨的重要公路，改变了西藏地区千年来靠栈道、溜索和人背畜驮的运输方式，改变了西藏地区交通落后的面貌，成为和平解放至今内地通往西藏的钢铁运输线。公路修通之后，内地的各类物资自成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地区，加快了西藏经济的发展。

　　1960年，由于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在此之前不切实际的经济指导思想，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西藏正在民主改革形势下“趁热打铁”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急于改革个体所有制，对西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西藏的工作方针问题，提出让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1961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杨静仁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时说：西藏的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休养生息“一个是粮食政策，一个是贸易政策”。“总之，政策要放在农民富，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房子修点，基础放在农民富上”。“一切政策，包括贸易在内，一定要照顾习惯。手工业方面要兴一些。总之建立在农富上，农富是放在一家一家上。要一家一家算，叫农户富起来”。在这里，小平同志反复地强调叫农牧民富起来，已经把党的富民政策灵活地运用到西藏地区。在这一时期，小平同志十分关心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指示西藏地区要重点抓好农牧业生产，同时指示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兄弟民族对西藏的生产建设给予有力的支援。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书记处的具体指导下，从1960年到1965年，西藏经历了民主改革后的第一个稳定发展的5年，社会经济取得了和平解放以来的最好成就。这一时期中央对西藏经济发展的支援力度进一步加强，1960年至1965年，中央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已达5.9亿，无偿支援粮食1000万斤，调拨1100多吨农业生产资料和140多万件各类农具，长期无息贷款1100多万元，兄弟省区也给予了巨大援助。中央的大力扶持和兄弟省区的无私支援，给西藏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亟待恢复的情况下，始终关注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坚定地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尽管他老人家工作繁忙、日理万机，还常常关心着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78年2月，西藏军区负责同志陈明义将军到成都金牛宾馆拜望老首长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关切地说：“西藏农业发展怎样，人民的生产生活改善丁没有?”当陈明义将军把当时西藏农牧业发展的好势头告诉老首长时，小平同志连声说：“好，这就好!”

　　如果说小平同志以前是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参与对西藏方针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话，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则是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主持制定了对西藏地区的大政方针。在发展西藏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上，他老人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为了加快西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尽快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使西藏尽快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列，在小平同志的头怀下，1980年3月14、15两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在北京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团结全区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藏自治区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发展农牧业，逐步调整好农、牧、林、副、渔业生产，建设好生产基地；调整、整顿好现有工业企业、挖掘潜力、发挥效用；发展运输业，积极改善内地和西藏之间的交通运输状况；发展以民贸和外资为主的商业，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发展教育事业，逐步普及小学教育，有计划地发展初、高中教育，为建设西藏培养专门人才；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群众性的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在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基础上，逐步改改善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

　　同年5月22日，胡耀邦、万里、阿沛·阿旺晋美等同志率中央工作组到西藏考察工作，并宣布给予西藏一系列优惠政策。即：中央决定全部免去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不但免农牧业税，还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征用劳动力。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群众手里的东西要允许自由交换，生产队一般不要过大，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都可以因地制宜。总之，怎么对生产发展有利就怎么搞。

　　自治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全区内放宽一系列经济政策，1980年6月20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有关政策布告如下：一、免征1980、1981年两年的农牧业税，不再向社队下达农、牧、副产品的派购任务。二、废除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减轻群众负担。国家举办各项建设事业需动用社队劳力时，可同社员商议，采取签订合同的办法，由社队承包。三、要充分尊重生产计划、产量计划和种植计划。四、生产队应根据自已的情况建立和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五、认真落实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林和家庭副业政策。六、支持鼓励社队发展民族手工业和副业生产。七、开展集市贸易，举办物资交流会。八、大力发展边境贸易。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这八项政策，对发展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调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纠正在自留山、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的偏向，促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提供了最优越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同志始终关心着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事业，他曾说过：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1983年夏天，小平同志接见了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同志，他首先关心的是修筑青藏铁路，解决西藏交通困难的问题。他曾询问阴法唐同志铁路走哪条线好?通过盐湖的技术问题解决了没有?永冻土的问题怎么办?青藏铁路全长预计多少公里?需要多少资金?当阴法唐同志一一回答完之后，小平同志指示说：“还是走青藏线吧。”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全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在加快速度向前发展。西藏在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导下，社会经济事业发展也加快了速度，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的发展条件所限，西藏与内地的经济差距仍很大，对于这种情况，小平同志非常关切，他当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对西藏的经济发展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为解决怎样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让西藏各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问题，1984年2、3月间，在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中央专门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就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决定，即一、大力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二、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牧农林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三、努力办好教育事业，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四、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等，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广东等省市，按照西藏提出的要求，帮助西藏建设43项当时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包括电站、宾馆、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中小型工业企业，同时决定在内地各省市开办西藏中学。1985年下半年，在小平同志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43项工程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些工程为西藏提供了一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改变了西藏社会经济面貌，使西藏各族人民更加体会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进一步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80年代中期以后，西藏与全国一样相继出台了发展经济、促进繁荣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加快对外开放、发展横向联合等，西藏经济发展与全国一样加快了速度。可是，流亡于境外的分裂主义分子以人权、民族问题为借口，大肆攻击西藏的各项改革政策。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小平同志及时地指出了西藏一些问题的症结。1987年6月2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总统卡特时指出：“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的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怎样来判断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小平同志认为关键是要对西藏人民有利、使西藏的社会经济事业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到前列。同年10月16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长施特劳斯时又说到：“西藏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土地广阔，资源丰富，在内地的扶持和帮助下，现在经济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小平同志“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精神的鼓舞下，西藏各族人民奋发努力，勇于进取，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挫败了分裂主义分子的骚乱和破坏。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自1988年至1992年的5年间，累计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29.79亿元，国民收入104.6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6，78亿元，分别比前5年增长了44.6%、40.4%和22.4%。

　　90年代，小平同志虽然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他仍然关心着西藏的发展大业、关心着西藏人民的生活。1990年夏女，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同志，询问了西藏的发展情况。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他在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布达拉宫”前驻足良久，感慨地对陪同人员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虽说是一张纪念照，却饱含了小平同志对西藏建设事业的关心之情。就在小平同志在“布达拉宫”前照相的前后，他老人家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又说：“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按照小平同志南方谈诂精神，西藏地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势头。与此同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了对西藏经济的扶持力度。1993年，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陆续到西藏实地考察，寻找发展西藏经济的具体办法。翌年4月，党中央派出100多人的调研工作组到西藏，分赴有关地市和自治K有关厅、局、部委开展工作、亲临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详细地了解西藏经济发展状况，为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供了实际情况。

　　1994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提出了西藏发展的总体目标，到2000年，力争西藏自治国民生产总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年均增长10%左右。会议明确指出，中央过去给西藏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能够继续运行的予以倡导；因情况变化失效或需要改变的政策措施，由国家采取新的优惠政策和特别的扶持措施予以代替。为加快西藏社会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尽快富裕起来，会议制定了有利于西藏发展的税收、金融、投资、价格补贴、外贸、社会保障、农业和农村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从各个方面体现了对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怀。与此同时，党中央决定为西藏投资建设62项工程，这些工程涉及到农业、能源、交通、社会事业、市政工程等方面，项目总投资达30多亿元。正是在小平同志的关心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西藏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2年至1996年的5年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2.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6%；教育科技、新闻出版、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全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四、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

　　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小平同志同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总是从战略的高度看待西藏问题，从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分裂主义的高度去分析西藏形势，制订稳定西藏的政策。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外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

　　早在和平解放西藏前夕，小平同志就以战略眼光看待西南民族地区的工作。他说：“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这时的小平同志，已经把民族地区的工作同国家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昌都解放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诬称为“侵略”。对于这种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主权与统一的行为，小平同志非常气愤，在他与刘伯承、贺龙同志共同签署的《进军西藏布告》中明确提出：“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深切关怀西藏人民长期遭受英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压迫，特令本军开入西藏，帮助西藏人民永远解脱此种压迫。我西藏全体僧俗人民，应即团结一致，给人民解放军以充分的援助，以便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分子拒不执行协议，他们暗中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在国外秘密训练特务，组织空投，破坏交通线，签立密约，企图使外国势力分裂西藏，危害国家主权和统一。同时，他们在区内成立伪人民会议，阻挠达赖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反对开办学校和修筑公路，后来竟然在拉萨散发反动传单，叫喊“西藏独立”。面对分裂势力的汹汹气焰，小平同志从战略高度分析西藏的形势，事事从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分裂大局出发，他在1957年3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西藏统治集团同外国订密约，我不承认，没有效力。区别西藏上层的左、中、右(以什么为标准?)以反帝爱国为标准。既爱国又赞成实行某些改革的是左派；主张同祖国分离的是右派；公开叛国的是反动派。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小平同志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同一切不利于国家主权和统一的行为作斗争。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挟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并于3月19日夜指挥西藏地方军队和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行为，实为国法所不容，决定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面叛乱和人民解放军的平叛，又一次招致国际反华势力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喧嚣，他们企图借联合国之名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和统一。对于这一历史重大事件，小平同志作为中央总书记始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参与制订与帝国主义、分裂主义斗争的策略。事隔20年以后，达赖及其境外流亡势力认为中央欢迎他们回来参与四化建设，可以向中央提出改变1959年叛乱性质的要求，小平同志严肃地说：“一九五九年的行动是不好的，我是很清楚的，那时我是总书记，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又说：“不能接受他(指达赖)的条件。叛乱的性质不能改；不能否认。”对于背叛祖国、危害国家主权和统一的行为，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80年8月，小平同志对十世班禅说：“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言外之意，表明了小平同志对破坏国家统一、坚持分裂活动者的态度。

　　小平同志在反对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上是旗帜鲜明的，同时也希望达赖等回国参加四化建设，1978年3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1979年3月，小平同志在接见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说：“根本问题是，西藏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只要达赖那些人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我们欢迎达赖回国。”“在外边的藏族同胞，总要落叶归根。我们国家虽穷，但在国际上不是无足轻重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是大有希望的。”“不管如何，欢迎达赖回来，回来后还可以出去。我可以保证这一条：来去自由，可以到西藏看看，也可以到别的地方看看。”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和中央的有关指示，从1978年12月，西藏自治区成立了“接待藏族同胞归国参观委员会”，设立了接待办公室，对归国藏胞给予了热情接待。同时，中央有关部门从1979年9月到1980年8月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接待了达赖派回的3批参观团。1984年12月，中央有关部门在同达赖3人代表谈话时，又重申了中央对达赖的一贯立场。但是，十四世达赖对邓小平同志及中央人民政府的真诚挽救置若罔闻，随着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他们一改积极与中央接触的态度，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86年，达赖集团在欧洲一些国家四处游说，到处散布“西藏独立”的声论，并怂恿一些西方大国干涉中国的内政。1987年6月，美国国务院通过一项对外关系授权法修正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诬称中国在西藏侵犯了人权。对此，邓小平同志对西方某些人的别有用心予以了驳斥。1987年6月，国务院邀请德国总理科尔和美国前总统卡特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西藏的实际情况。同年6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卡特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在这里，小平同志又一次表明了判断西藏的立场。

　　1987年9月，达赖到美国游说并在人权小组会上发表所谓“五点计划”，公然鼓吹“缓冲国”。在达赖集团的煽动下，隐藏在拉萨的分裂主义分子与国外分裂主义紧密配合，遥相呼应，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策划组织了多次骚乱。正当自治区上下致力于制止骚乱，稳定局势的时候，美国参议院于1987年10月6日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为分裂主义分子撑腰打气。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攻击，邓小平同志义正词严地指出，“达赖喇嘛和少数美国国会参议员给我们制造这点麻烦，不但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好形势，相反却表现了那些少数美国国会议员的无知和狂妄，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本质。”“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小平同志这种大无畏的革命家的气魄，不仅揭露了美国少数议员甜险恶用心，同时也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增强了人民群众同危害国家统一的分裂主义作斗争的信心。

　　自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的1年半时间里，西藏多次发生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骚乱事件，最严重的1989年3月5日发生的特大骚乱事件，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国家采取了戒严措施，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1989年5月至6月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后，达赖追逐着新的国际反华浪潮，四处游说，到处宣扬“西藏独立”的主张，为了鼓励和支持达赖集团，西方反华势力竟然鼓动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把这年的和平奖授予屡次策划骚乱活动的十四世达赖，并对中国采取所谓制裁措施。面对这种“黑云压城”的形势，小平同志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他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胆略和气魄，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坚定地指出：“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1990年，达赖集团得意忘形，他们紧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后面，加紧了分裂活动，他们在西欧、北欧、东欧、拉美一些国家四处游说，筹措资金，建立支持集团，会晤政府官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清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出西藏人权问题。1990年，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参众两院都公然宣布“支持西藏的自由和人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攻击我国在西藏的政策。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在会见马来西亚郭鹤年时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支持的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邓小平同志郑重地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央人民政府决不会屈服于霸权主义的压力，决不会与分裂势力讨论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统一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分裂主义的鲜明立场，大大鼓舞了西藏人民反对分裂主义，挫败西方反华势力“分化”“西化”中国图谋的决心和信心，指明了反分裂斗争的方向，这种一贯思想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党中央于1994年7月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西藏是边疆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沿，有特殊的战略地位。”“西藏的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同时会议认为，“西藏的稳定，是保证西藏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发展。”“干扰破坏稳定的根本因素是达赖分裂主义集团。”“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不是信教与不信教，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分裂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中央召开的西藏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了西藏工作在全国大局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明确了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性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上指明了方向，体现了小平同志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

　　五、领袖情怀，与西藏人民心连心

　　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邓小平同志情系西藏人民，处处为西藏人民的幸福和安宁着想。早在和平解放西藏前夕，小平同志就指出：要“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他列举西康省的藏族说：“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也正是人民解放军这种处处为藏族人民利益着想的好作风，赢得藏族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使川西的剿匪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1950年，小平同志与刘伯承、贺龙连续签署进军西藏布告，反复强调入藏部队要做到：“保护西藏全体僧俗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各业，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指示进藏部队的官兵要“纪律严明，忠实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借用家具，均经物主同意，如有损毁，均按市价赔偿；雇用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并郑重宣布：“人民解放军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各路进藏官兵陆续进藏，他们根据中央对西藏的各项政策和邓小平同志对于部战士的要求，连续公布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藏族人民的风俗禁忌》等规定，部队在几千里进军中翻越雪山，跨过草地和沼泽，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组织生产自救，不取群众一粒粮食，遇有滂沱大雨，露宿野外，不进群众房屋和帐棚，有的部队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拿出医药为沿途群众治病。进藏部队严守纪律，处处为群众着想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沿途群众。为进藏后执行协议，开展群众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1952年9月，毛泽东主席电告邓小平同志，要进藏部队抽调一部分力量进行农业生产，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小平同志立即指示张国华、谭冠三同志进驻拉萨、日喀则后立即开展农业生产，甘孜至拉萨沿线部队亦可生产与筑路并重。

　　让西藏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在小平同志求实务实的工作作风中常常表现出来，1961年小平同志对杨静仁同志说：“在西藏工作要处处为群众着想，统购粮食的限度，要根据习惯和条件逐步来，要休养生息，民主改革后让农民的生活天天向上。选干部要选真正给群众办事的。”这时候尽管内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内地人民节衣缩食，省下大量的白糖、茶叶、大米等食品和大量的轻工日用品运往西藏，保障了西藏人民生活的基本供给。

　　邓小平同志情系西藏人民，在许多问题上细致入微。1978年2月，小平同志在成都的金牛宾馆里关切地询问当时西藏军区负责同志，西藏群众生活好吗，他们吃的茶叶够不够，粮食够不够吃。当军区负责同志说群众生活已有所改善，茶叶供应较好，农民的粮食够吃，有些还有结余，小平同志会意地笑了。同年2月10日，小平同志自成都出发出访尼泊尔，他俯瞰着这片高天厚土，深情地眷恋着这块土地，当他因身体的原因不能走下飞机看看西藏干部群众时，内心一直感到歉疚，第二年，小平同志为了弥补埋藏在心底的歉意，委托前往拉萨的黄华同志，要他从西藏带回一件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作纪念，西藏负责同志选择了一尊精美的铜佛像，交黄华同志带回北京，他老人家一直珍藏至终。

　　小平同志与西藏人民心连心，也体现在他对藏族上层人士真诚团结和关怀上。1950年7月，小平同志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上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昌都解放后，小平同志指示时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天宝，要他争取藏族上层人士，广泛联系群众，组织起政权机构。1951年3月下旬，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进京谈判途经重庆时，受到了小平同志的亲切接待。小平同志坦诚相见，耐心而又细致的讲解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使他们打消了顾虑，以舒畅的心情踏上进京的征程。1979年小平同志在接见嘉乐顿珠时说：“欢迎更多的人回来看看，看了也可以出去。”又说：各民族好好团结，利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搞四个现代化。中国有56个民族，要团结起来。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对班禅大师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据现任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人大副秘书长的曲旦先生回忆说：“1978年至1985年期间，我一直在第十世班禅大师身边工作。第十世班禅大师十分尊重和崇敬邓小平同志，也十分感激邓小平同志对爱国上层人士的无限关怀。”1980年8月，班禅大师去藏区视察前，小平同志约他到家中，亲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和帕巴拉是国家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班禅大师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诲，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为国家大事和藏民族的进步奔忙操劳。1980年9月，班禅大师在青海藏区考察时，特意按照青海藏区的传统习俗，加工制作了一块像桌子一样大的饼子，并亲自派人将饼子送到北京邓小平同志家里，以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感谢和热爱之情。邓小平同志一直对十世班禅大师的生活和学习十分关心。每次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活动时，邓小平同志每每利用会议开幕前或休息的时间，主动询问班禅大师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交谈国家大事。

　　邓小平同志对西藏人民的关心与厚爱，还体现在他一贯重视培养和关心爱护民族干部的成长方面。50年代，小平同志主持西南地区工作时，多次要求进藏干部遇事多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共同把西藏的各项事情办好。在研究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指示说：“西藏各级机关应吸收藏族干部参加工作，派去的汉族干部要精，每县至多派五六名去培养藏族干部，了解情况，做好团结工作。”当时的西藏工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从一些苦大仇深的农奴中物色干部苗子，保送这些优秀的藏族青年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学习。此后，为了适应西藏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又先后开办了西藏地方干校、西藏公学、中央政法干校西藏班等干部培训基地，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培训藏族干部，为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党中央又及时提出“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针。40多年来，经过党的大力培养和革命建设实践的长期锻炼，全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密切联系群众、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藏族干部已站到了工作第一线。藏族和其他少数民干部已占很大比例，乡及乡级以下的领导均由藏族和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这支民族干部队伍，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一大批昔日的农奴走上领导岗位，参与管理国家，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真正享有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

　　小平同志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他对西藏干部的成长却时刻放在心上。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同志每每回忆起邓小平同志对西藏工作、对西藏干部的关心就特别激动。他回忆说：1983年7月的一天上午，他在北戴河见到了正在疗养的邓小平同志。通常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在疗养期间，是不便打扰的，但当小平同志听说是西藏来的同志想汇报工作时，便让办公厅破例地安排了会见。当小平同志听完了阴法唐同志关于西藏情况的简要汇报后，点着头说：“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这些事我知道了。”

　　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热地同志还深情地记得1990年夏天与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亲切的见面。热地同志回忆说：那是在北戴河，我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到北戴河疗养，听说小平同志也在这里，便向中办负责同志提出想见一见小平同志，没想到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答复。8月23日上午，我按约提前来到了与小平同志见面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邓小平同志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休息室，邓小平同志亲切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噢，热地同志，你好!咱们见过面，西藏那边情况都好吧!你来一趟不容易啊!”我连忙回答说：“是的，小平同志，去年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面，您身体还这么好，我感到很高兴。西藏现在的情况总的讲还好”，小平同志很高兴。谈了一会儿，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他下海游泳的时间到了。我连忙说希望与邓小平同志合个影留念。站在小平同志身边的女儿说：“没说安排照相，连衣服也没换呀。”小平同志说：“没得关系，就这样照吧。”听到小平同志这么亲切的话语，我又回想起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同志握着我的手亲切交谈时，记者们纷纷拍照的情景，心中十分感动。这次破例的接见和合影，给热地同志留下了温暖的、永远抹不掉的记忆。邓小平同志对少数民族干部的爱护与重视，永远激励着热地同志为建设家乡、振兴中华而发奋工作。

　　在西藏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小平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辩证而又灵活地指导西藏工作，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在面临着国内外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他沉着冷静，告诫广大干部切不要急躁，以免在工作中犯“急性病”的错误；在西藏各项事业都亟待发展，人民群众进发出建设新西藏的无限热情时，他总是给予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并随时加以引导。对于西藏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常常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去寻求解决的办法。50年代、60年代，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慎重稳进”的政策，70年代、80年代，他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提出“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集中力量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使之在中国四个现代化中走进前列。当国际反华势力借口西藏的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掀起一股股反华逆流，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上窜下跳，企图搞乱西藏，分裂祖国，破坏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时候，他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强调在事关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强调宗教不能同社会主义，同人民利益相违背，坚决反对危害国家主权和统一的行为，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邓小平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情系西藏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赢得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作风，他的音容笑貌仍留在西藏人民的心中，他的理论仍然指引着我们前进。我们缅怀他老人家，就是要把他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我们一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

　　《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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