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7年

　　1月13日 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一行。在谈到学生闹事问题时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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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要有纪律。学生闹事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影响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处理这样问题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更加团结；只会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包括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稳步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他说：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他强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1月15日 在会见芬兰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说就是两大任务，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排除一切阻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障碍。

　　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月20日 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指出：学生闹事和总书记更换都不是小事，但我们党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些事情。这两件事的处理，都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1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阐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范围、重点等政策问题。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2月6日 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他还提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2月18日 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说：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他强调：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3月3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他说：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3月8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内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当然，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3月21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向邓小平报送《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其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二十五日，邓小平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

　　3月27日 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4月6日 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在回答现在中国强调经济效益和市场的作用，这会不会影响党的领导的问题时，他说：不会。我们正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党要善于领导，党政要分开。这件事我们没有经验，但又必须做。我们的官僚主义与这个问题有关。我们国家太大，问题很复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多时间里，我们办了不少好事，人民生活有显著提高，但群众意见还是不少，所以说不容易。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不管怎样，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之所以不会改变，是因为效果显著。群众意见虽然不少，但真要放弃这些政策，人民会普遍反对。

　　4月12日 在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时说：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政策对头，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这个政策几十年不变。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时放得多些，有时要收得多些，这是很正常的。看到我们在某一领域里收一下，就说我们改变政策了，这是一种误解。

　　4月13日 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会见后，邓小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4月16日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讲话。指出：“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他指出：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动也就是制约一下。他强调：说不变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从全局看，我们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总的是要开放。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时，他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他还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这种想法不实际。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他们是难以解决的。如果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那就非干预不行。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4月26日 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荒谬地提出，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他说：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4月30日 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完整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他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5月4日 会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曼内斯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力量在发展，特别在欧洲。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主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上，和平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我们的力量越发展，这个仗就越打不起来，从而维持更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即使不说是永久的和平。对第三世界和整个欧洲来说，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情。

　　5月5日 在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时提出，要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他说：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5月11日 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实际受害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开放政策，中国也坚持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懂得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西方要发展，从长远讲，如果只在它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搞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新的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已到了饱和程度的情况下，新市场在第三世界那里。在谈到世界热点问题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则是任何人不能用武力去侵略别国。

　　5月12日 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只要欧洲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5月22日 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两家都有个统一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局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5月24日 同金日成话别。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现在国际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国际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回答问题。现实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千变万化，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别的国家的同志要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搞开放，对问题的认识也要开放，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最近，深圳技术比较高的产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开放政策的成功就要看这一条，这是真正的成功。深圳只用六七年时间，从一个小城镇变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经验是很宝贵的。还有烟台、青岛，一搞对外开放，也是五六年时间就变样了。现在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农业问题。我们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实行正确的政策。要使农民重视农业，生产粮食有利可图。调动积极性要靠政策。使农业更加现代化，是更重要的政策。这不是二三年能见效的。很可能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就是农业不顺利，我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6月4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也。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台湾，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日本战后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们对此始终是担心的。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日本，主张同中国友好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会世世代代发展下去。无论是两国的政治家还是人民，都要从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不仅限于政治问题，还包括经济问题。

　　6月12日 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他说：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方式。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他强调：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6月29日 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有理想、守纪律。在谈到民族问题时，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对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这个谈话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题为《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一篇题为《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

　　7月4日 在会见孟加拉总统艾尔沙德时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他还指出：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比较年轻化一些。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非干不可。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8月1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题词：“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8月29日 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在谈到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时，他说：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9月3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么准。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几十年内，在某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赶快改。

　　9月5日 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都将比较年轻一些。领导层年轻化是九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但做起来不容易。年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要保持政治的活力，第二要保持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年轻不行。

　　10月13日 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他强调指出：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10月16日 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在谈到将要召开的十三大时说：十三大后会加快改革。不仅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各级领导机构要年轻化，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改革。这一时期，我提出全退，但都不赞成，所以半退，保留军委主席。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党的需要，我还是可以起现在起的作用。这样的安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旦马克思召见，不会引起什么波动。在有生之年做好后事安排，非常有利。这次人事变动更加体现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比较年轻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不是五年的安排，而是十年的安排。中国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我们与你们历史不同。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东西，一切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去办。在谈到西藏问题时说：达赖喇嘛和美国参议员给我们制造点麻烦，对我们影响不了什么。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总的形势是好的。至少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会像现在一样平稳地、速度不算太慢地发展。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发展速度不要太快，要适当控制速度。否则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资金都跟不上，特别是不能为下个世纪发展的后劲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们计划连续几十年的发展，要避免曲折，更要避免倒退。总的是要加快步伐，在加快步伐中，头脑要冷静，步子要稳妥。

　　10月25日—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三大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本世纪后二十年和下世纪前五十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1月11日 在会见朝鲜总理李根模时指出：十三大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讲了到建国一百年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将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一百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还有六十二年，我们的路还很长。以后的六十二年，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并且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11月16日 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他还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十三大的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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