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谈动机

　　深圳首次对外招聘政府雇员的方案终于浮出水面，8月1日起，该市正式实行政府雇员制。同时，深圳市派出赴港招聘团，51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了雇员职位184个(高级雇员13位，普通雇员171位)，高级顾问35个。在此之前，政府雇员制已在全国多个地方试行，它似乎成了各地政府改革的一个风潮。那么，雇员制的意义何在？是否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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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听听两位研究者的评论。

　　交谈人物

　　张定淮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张涛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雇员制风潮全国涌动

　　有人是真改革，有人则拿来作秀

　　记者：雇员制风潮方兴未艾，全国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雇员制的改革。那么各地改革的形式、目的以及内容是否一样呢？张定淮：最早试行雇员制的是吉林省，随后为各地效仿。中国的改革总有这种特点，有些地方先行，其他地方学着做。从目前情况来看，全国各地对于雇员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雇员制涉及合同的问题，大家在合同条款的设计上不是很一致。沿海地区因为经济水平较高，工资水平自然也会高于内地。记者：只表现在工资水平的高低上吗？

　　张定淮：从目前能看到的情况，就是工资水平的不同。因为雇员制没有全国性的统一部署，各个地方实行起来肯定不尽相同。上海、无锡、武汉、长沙、珠海等地都在试行政府雇员制。虽然都叫“雇员制”，采取的形式却不一样。在吉林、扬州和长沙，雇员不占行政编制，仅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珠海雇员虽不具有行政职务，但占用行政编制并享受公务员福利待遇；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合约雇员制度，一类为合约公务员，另一类为非公务员合约雇员。我想各地政府的目的也是不同的。有些是真想改革，想改变僵化的人事制度。有些地方可能是领导干部有建功立业的心态，要做些成就来显示政绩，作作秀，将雇员制当成新潮的噱头。

　　只有厚薪才能吸引人

　　政府作为人才需求方，面临同样的竞争

　　记者：引入雇员制，会对政府行政体制产生哪些影响？

　　张涛：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对一些高科技专业人才的需要，是政府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雇员制一个主要的意义在于可以对行政提供一种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有时可以通过向市场购买来获得，但临时购买会带来一个维护的问题。比如说，电子政务做好了之后，还会有变化，还会出现问题，需要后续维护。一个项目，确实可以拿出去招标，但如果政府本身没有相应的技术人员，搞完了一次又请人家来，相当麻烦，而且成本也比较高。

　　而雇员制最明显的作用是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雇员制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公务员队伍的专业技能，而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就有利于行政的高效率运转。

　　记者：两位都谈到人才问题，那么是否说传统制度对高级专业人才吸引力不够呢？

　　张涛：是这样的。首先，公务员体制中产生不出高级的技术人才，因为公务员都是从基础人员来考选的，这决定了不可能产生高技术人员。而且公务员业务能力和工龄不成正比例，一般公务员工作几年后，专业水准实际下降了。其次，现有的公务员薪酬水平对高技术专业人才也不具备吸引力，因为高职称、高技术的专业人才在一些公司里获取的报酬是非常高的，远超公务员相应职称所能拿到的。

　　记者：深圳市8月1日起实行的雇员制又将对人才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张定淮：这还要看实行情况再下结论。举例来讲，在“华为”这样的企业，一个有专业技术的硕士年薪达15万—20万元，那么雇员制是否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政府也不过是人才市场中的需求方之一，与企业之间存在人才竞争实属正常。所以，雇员制只有开出足够高的待遇水平，才能吸引到人才。

　　记者：给雇员开出“高价”，是否会增加行政成本？

　　张定淮：这种情况倒不会发生。公务员队伍也会流失人员，也需要不断补充人员。政府部门对雇员制也要有个清醒的思路，梳理一下哪个位置缺乏人才，缺乏什么样的人才，如何使用这些人才。

　　张涛：长远来看，还可能会降低成本的。如果雇员制可以提高行政效益，原来两个人干的活现在可能一个人干就行了。

　　鲶鱼可以激活沙丁鱼

　　引入雇员制，是威慑也是激励

　　记者：有人将雇员和公务员比喻成鲶鱼和沙丁鱼的关系？如何看待这一比喻？

　　张定淮：将雇员比作鲶鱼，进而得出会产生激活效应的结论只是一种良好设想。雇员制的作用在于激活公务员体制内的动力、积极性。但这种作用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关键要看它的吸引力有多大。我认为在同一机关里，最容易触动“沙丁鱼”的就是雇员体制下工资的优越性。深圳政府的雇员主要限于一些专业人员，比如说电脑工程师，据说年薪可达10万元，而且上不封顶，可以达到正局级水平。在原有公务员系统外通过一种合同方式存在的雇员，工资比公务员还要高，这样才能触动公务员体制。如果雇员的待遇确实比较好，未来又有出路，必然会对体制内的人产生吸引力，某些人可能就不愿意再当公务员，而甘做一名雇员。此外，雇员制的方式对体制内的人会产生一种威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一个国家干部可以坦然享受公费医疗，慢慢的就进行了医疗改革，自费比例第一次改为百分之几，第二次又改百分之几。现在，有一个不同的体制放在旁边，对公务员体制会产生一些威慑力。

　　由于吸引力和威慑力，使僵化的体制慢慢变活，这就是我理解的“鲶鱼效应”。

　　张涛：另外，雇员制通过人员结构的变化，存在一种示范作用，将来的公务员是否也会打破终身制，这在理论上已经不是问题了，未来的趋势是用企业化的方法来改造政府。这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激励。记者：这才是改革的根本？张定淮：对，鲶鱼可以激活沙丁鱼，但关键是沙丁鱼本身要动起来，亦即改变传统选拔机制才是治本之举。但此点阻力甚大，改革要渐进，因此只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改革的铁律，深圳也概莫能外。

　　合同到期后有何出路？

　　在制度设计上，必须有所考虑

　　记者：雇员制改革存在多方面的意义，但是，这里面是否也有一些隐忧呢？

　　张涛：我的隐忧是：雇员制实行后，这一人群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虽说，在深圳高级雇员的工资能达到局级水平，但雇员工资是以没有提拔机会和不稳定为代价的。不像体制内的，一个科员，从副科长科长到副处长处长直至局长，有一个不断升迁的机会。而雇员制是按合同来的，合同九年封顶，那么九年以后怎么办？九年过去了，“我把青春献给你了”，你却不管我的出路。如果没有出口，如果工资不是绝对的高，这个领域又能否吸引人？如果制度设计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当局者的失策了。

　　张定淮：一个人在30多岁跳槽还可以接受，40岁就不大想跳槽了，50岁就更不想了。而九年光阴对人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作出奉献的政府雇员出路何在？雇员制在制度设计上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出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雇员制可能出现“败笔”

　　怕就怕公务员当大爷

　　记者：深圳雇员制是在政府用人机制上另辟蹊径，并没有对现行公务员制度进行根本改革，而是与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并行不悖的独立体系。如何看待这种制度设计？

　　张定淮：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着这样一条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矩”。因为中国很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又多，如果对既得利益者板块构成剧烈冲击，那就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所以改革只能慢慢来，要循序渐进，不能搞得太猛。

　　记者：这次雇员制改革可不可以看作是一个有意义的信号？张定淮：雇员制改革是一个试验性的气球。不做，是死水一潭；做了，就是一件好事，即便可能有不同的动机。

　　张涛：雇员制改革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个好事情，行政体制改革触及到人事体制，就意味着改革的深化，因为这里的矛盾太多了，而且触及到的是根本利益。以前一个人可以从这个部门出来，进入另一个部门，并没有砸了铁饭碗；而人事体制改革就有砸饭碗的可能———这就是深化。

　　记者：最担心雇员制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张定淮：有一种可能：所有的事都推到雇员身上，而最后体制内的人成了“老爷”。现在雇的人少，还没有看出这个可能。以后雇的人多了，就像有人讲的那样，警察、巡警不上街了，搞些保安到街上去。在编的人员当“大爷”，却让雇员做所有的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内地雇员最长服务九年

　　而在香港，雇员服务年限不封顶

　　记者:请问内地与香港实施的雇员制有何异同？

　　张定淮：雇员制在香港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在香港，公务员是要控制一定数量的，否则财政的负担会很大。内地和香港的雇员制相同的地方就是要打破“长任制”的原则，对原有的不能产生效率的公务员体制进行改革。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香港的雇员任期可以长一些，是没有上限的；而在内地，最多就是九年，这就存在着出路问题的不同。另外，在香港，雇员是属于公务员系统之内的。而在深圳，雇员和公务员是同时并存、相互独立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本报记者许琛　实习生谭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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