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浦实验

　　由于基础差，海南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全面开发尚不具备条件，于是确立了吸引外资从小区域取得突破以加速全岛开发的方针。洋浦被迅速推到海南开发建设的风口浪尖上。

　　１９８８年５月，海南省政府与香港企业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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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浦半岛上划出３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其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该公司，期限为７０年；区内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负责。

　　然而这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来得及实施，一场空前猛烈的风波骤然掀起。

　　１９８９年１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７０年给外商“丧权辱国”。３月２５日，五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公开指责“洋浦模式”为“新国耻”，“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之后，２００余名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了提案。洋浦问题进入了中国最高的议事殿堂，它拨动起了人们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敏感神经。

　　“改革”还是“卖国”的争论使洋浦实验停了下来。喧嚣不已的洋浦荒岛，又恢复了往常的沉寂。

　　最先明确表态支持洋浦开发的中央领导人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在海南给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上批示：“洋浦地区３０平方公里的开发由熊谷组承包事，完全可行。谨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８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

　　“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历经数年，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０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挂牌成立。曾留学瑞士８年，时年４６岁的博士江上舟就在这种背景下就任“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正厅级。开发区当时设立七局一办，公务员一共６６人，这是一个高度精简的“小政府”。

　　无奈洋浦“生不逢时”。１９８９年遇上争论，１９９２年开始起步，花３年时间完成基本建设，却正撞上国内的治理整顿、银根紧缩，随后１９９７年又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

　　１９９７年，两位开创者江上舟和胡传典先后离开洋浦。随后，洋浦开发区撤销法定机构，转而设立５个事业单位，不少制度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已不再实行。

　　洋浦一再错失良机的同时，在２０００公里外的上海，邓小平关心的另一个开发区——浦东新区，隆隆的施工声取代往日的宁静，这个曾被人遗忘的地方开始沸腾。

　　洋浦与浦东一前一后。十多年后的今天，浦东背倚物阜人丰的长江三角洲，已迅速发展成中国金融重镇，而洋浦面朝一望无际的南海，又重新寻找前进之路。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洋浦的痛也是海南的痛，而海南的开发无疑也是邓小平未了的心愿。

　　作为中国最大的特区，海南陆地面积是其他四个特区的数倍，又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资源富饶，生态优越。然而办特区１４年来，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都落后于其他特区。

　　一些专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海南错过了一些最佳战略机遇期。

　　在最初几年，海南因为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但最后导向了“房地产泡沫”。

　　洋浦本来准备实行中国最开放的政策，有望成为带动海南整体发展的突破口，但是囿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又使它一拖再拖。

　　随着时光的流转，中国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市场经济的确立又要求全国必须实行统一的规则。这样，特区不“特”，一些优惠政策不独特区才能享受，海南不可能再走依靠特殊政策“后来居上”的道路了。

　　这个时候，失去政策优势的海南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相似，它面临的已不是单个的特区发展的问题，而是转变成了普遍的后发地区如何赶超的问题。

　　大量的后发地区不可能完全按照“沿海模式”、“特区模式”发展起来了，因为利用特殊政策短时间内吸纳资金、技术、劳动力已不太现实。那么，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它靠什么招商引资谋求发展？在地区差异日益加大的今天，这是一个让人困惑又事关全局的问题。

　　海南省管辖占全国海域面积２／３的南海，最大的资源优势是海洋。有专家认为，２１世纪的头１０年是中国开发南海资源的重要时期，也是充分发挥海南经济特区后发优势的最佳战略机遇期。最近，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说：“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将促进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区域的崛起。”“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海南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海南将围绕建设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海岛休闲度假胜地的‘一省两地’方针，以特色参与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

　　一句诗人的诗，也许切合邓小平的心愿——荡漾在南海碧波中的海南岛，能真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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