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４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关键的一步开始实行：价格改革，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后，超产部分价格由市场供求双方解决。

　　同一商品出现两种价格，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被打破，经济出现了生机而乡镇企业从此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原材料，发展势头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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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一种商品两种价格，相当于一条马路上有两种交通规则在起作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数倍，大批“倒爷”在“双轨制”的混乱中产生。掌握计划材料分配权的人批批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往市场一转手，大把钞票就来了。

　　计划失控，市场失灵，出现了１９８８年的经济秩序混乱。一批有权力背景的人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发家致富，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社会分配公正问题。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垂暮之年前往南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谈到加快发展的同时，多次讲到“共同富裕”问题，８８岁高龄的他已经感受到这一问题的焦虑。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在杭州考察的邓小平翻阅当天的《参考消息》，看到文章《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后，深有所感：“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研究分配问题。”他担心：“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根据他的意见，中央迅速成立了专门研究分配问题的班子。

　　不久后的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６日，在和弟弟邓垦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表露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忧虑：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实际上，邓小平对于如何解决两极分化，曾有过初步的设想。例如他在１９９２年南巡中说：“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利益的转向

　　１９９４年，北京建国门外的某家百货公司展出一双意大利进口的女用拖鞋定价９０００元人民币。消息被《北京晚报》进行了报道，隔日，许多北京市民闻风而至，想要一睹“金缕鞋”芳容，没料到扑了空，鞋子早已被一位东北来的大款买走。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富裕群体，包括股票经营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歌星和影星、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承包人和企业管理人员等。

　　这类人数量并不大，但占有财富的数量却在不断攀升。据官方机构测算，进入新世纪，１０％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１．４％，而１０％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到４５％。

　　２００４年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一份收入调查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１９９５年的２．８提高到２００２年的３．１。

　　贫富差距何以在短时间内扩展到如此之大？多年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市场经济的缺陷拥抱了计划经济的残余。

　　“市场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市场自由运行的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来缝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形态，缺乏制衡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

　　按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中的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财富合理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已经到了转变的前夜。

　　直面共同富裕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大，标志着中国的发展思路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全面小康”的概念，注重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要求现在没有达到小康水平的地区和阶层，都要在２０２０年前达到。

　　一年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２００４年３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拓展为“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开始倡导和谋求“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跨越。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坦承，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必须逐步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

　　科学发展观思想中提出的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当前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问题：城乡分化、地区分化、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人与自然的失衡等。

　　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涉及到各地区、各群体的利益调整，涉及到弱势群体有更力的发言机制和权利保护机制，这就需要社会政治体制有相应的变革。因此，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它是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它的启动，有可能是引导社会进行更深刻变革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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