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岸情势的发展，新加坡很难再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它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选边站”的问题。然而，无所作 为不是李氏作风，尤其在地缘政治危机日益迫近之时。

　　徐宗懋/文

　　新加坡与两岸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其中掺入了深刻的历史、文化、血缘的情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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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种现实政治的顾虑。

　　60-70年代中期：亲台时期

　　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正是国际冷战的高峰：美国正式参与越战;中国大陆即将展开文化大革命，推动输出革命的 政策，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东南亚共产党组织受到鼓舞，无不扩大其地下活动。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处于对 立与猜忌的状态，关系不睦。新加坡作为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时更有意识形态与种族的双重顾虑。

　　另一方面，新加坡独立之初亟需建立足够的国防武力，需要高级军事人才，甚至是有作战经验的种子教官，而新加坡 乃是一座小岛，无法提供武装部队行军以及野炮实弹训练的场所，美英等国顾虑到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反应，无法提供这方面的 协助。

　　此时，同是华人社会而且具有相当军事作战经验与实力、并且较无意识形态顾虑的台湾，对新加坡伸出了援手。新加 坡不仅招聘了一批国民党的海空军人才进入其国防体系，同时也借用了台湾的军事基地作为野战部队训练演习之处，称为“星 光计划”。

　　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新加坡与台湾虽无正式邦交，实质关系却远超过邦交关系。李光耀与蒋经国私交甚笃，两 人经常一起走访台湾乡下，促膝而谈。那段时期，李光耀几乎年年去台湾，行程常是半公开的。而受到李的影响，新加坡政府 官员也是三天两头跑台湾。

　　至于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则始终保持距离。1971年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隔年与日本建交;再加上美国受困于越 南战场，试图摆脱僵局，中苏交恶提供了新的战略调整的空间，因此随后数年，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纷纷与中国大 陆建立正式邦交。然而新加坡并未跟进，原因是东南亚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印尼与中国大陆仍未弃前嫌，新加坡为了避免在种族 上被指为中国人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明确指出：新加坡只会在印尼之后与中国建交。

　　70年代后：与中国大陆渐行渐近

　　1975年，李光耀走访中国，拜会了毛泽东主席，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一年，越共和红色高棉革命成 功，对东南亚国家造成极大的震撼，不过3年后越南入侵高棉，中越交恶等事件却又创造了新情势。

　　1979年，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成为中国大陆与新加坡关系的里程碑。当时邓小平是为“惩罚”越南创造必要的地 缘政治条件，李光耀则当面告诉邓小平，中国大陆仍持续对东南亚国家地下共产党组织进行广播，是双方关系的障碍，邓小平 回国后即下令停止该项广播。中国的惩越战争虽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但确实大大地拉近了与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新 加坡进一步开放了与中国大陆贸易与人员的往来。不过双方态度均极其谨慎，李光耀始终记得过去扬言要打倒他的华校生如何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以及文革时《人民日报》如何点名指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尽管如此，80年代末期以后，新加坡与两岸的关系出现了新的消长。

　　1990年新加坡继印尼之后与中国大陆建交，而据守泰南的马共也宣布放下武器，走出森林，这些年轻时参与抗日 战争，战后又隐入丛林打游击的神秘共产战士，40年后重现世人面前时已是发鬓斑白的老人了，引发了新、马各界阵阵的惊 叹声。

　　邓小平对新加坡的建设成绩发出了公开的赞语，同时李光耀也做出回报，自1994年起决定派遣专业人才在苏州建 设现代化的工业城，不过苏州地方政府后来却以自己开发的“新区”为重点，造成了李光耀极度的不悦。当时他曾在接受记者 访问时说了一句名言：“在新加坡，签署合同代表谈判的结束；在中国，签署合同代表谈判的开始。”尽管李光耀誓言要把苏 州工业区当成“中新关系的样板”的计划遭挫，但新加坡仍积极寻找各种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方式。

　　90年代至今：应对两岸事务更难

　　相对于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关系日益密切，与台湾的关系反而碰到诸多阻力。

　　首先，李光耀与李登辉因对历史问题与两岸现实的看法不同，出现了摩擦。

　　1988年，李登辉根据宪法程序接任“总统”职务时，李光耀立刻邀请他访问新加坡，并亲自到樟宜机场迎接，这 也是李登辉激活“务实外交”之始。随后李光耀奔波两岸，协助两岸和解。1993年，李光耀在新加坡促成了“汪辜会谈” 。

　　不过，1994年“千岛湖事件”(台湾游客在大陆遇害)令两岸关系急转直下，李登辉此时又发表了接受日本作家 司马辽太郎的访问，其中流露出的媚日态度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轻蔑，令两李的关系出现变化。两人透过媒体访谈交锋，李光耀 指李登辉受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李登辉则批评李光耀实行“专制统治”，双方关系濒于破裂。

　　接着，李登辉访问美国，中国大陆开始进行一连串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两岸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李光耀担心东 亚的和平稳定，一方面批评台独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苦口婆心地劝说大陆对两岸的统一保持高度的耐心。

　　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之际，西方媒体对香港的前途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负面宣传，李光耀则以单枪匹马的方式，密 集地接受西方媒体的访问，表达对香港前途的绝对信心。这些动作使得大陆政府对他深具好感，也多少容忍了新加坡与台湾的 密切关系。

　　李光耀一度寄希望台湾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两岸关系可以修正与改善。不料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台 独势力上台，两岸关系更为凶险。为此，李登辉“执政”最后几年中已不再来台的李光耀，又亲自跑了一趟台湾，劝告陈水扁 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由于台独势力在台湾抬头，中国大陆强硬回应，各国被迫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边站”，过去新加 坡在两岸同时维持密切关系的政策出现困难。

　　2000年后，新加坡即积极寻觅“星光计划”的替代方案，尽管中国大陆有意提供海南岛为训练基地，新加坡基于 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仍有诸多顾忌。不过，新加坡近年倒是向中国大陆张开双手，以较其他国家更优惠的方式接纳中国大陆的移 民，加强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另外一个公开的秘密则是，新加坡华人的生育率较马来人为低，长期下去会造成各种 族人口比例的变化，从而出现新的政治演化。10多年前，新加坡原拟由台湾和香港吸引华人移民，但成效有限，近年则是从 大陆吸纳移民，并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能融入新加坡社会，产生新的政治认同，成为保卫新加坡的新生力量。

　　无论如何，现今台独在台湾当权，新加坡确实要调整过去在两岸之间的角色，目前的情况已不是任何个人娴熟的外交 手腕所能应付，稍早李显龙访台所引发的问题即证实了此一情势。

　　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

　　最后，李光耀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多少反映了新加坡华人菁英的特殊心理。

　　基于过去意识形态对立与个人恩怨，他对共产党常有一些十分坦率的话。譬如1988年，他在国庆演说中说:“中 国在国民党最后阶段也是一团糟，后来共产党来了……廉洁、献身、热情的工作者侯永昌(作者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资深 干部)告诉我，他姊姊时人在梅县，共产党进城让她印象深刻，(做)修房子、助割啦这些事。现在40年后，腐败是严重的 大问题。今天的报上你看到，当他们出国的时候，尽看偷窥色情电影，尽量找乐子……这给我们什么教训？保持廉洁、保持诚 实，这是绝对的资产！”“我自己在想，这个世界何等奇怪。那些毛主席的学生们为我的生命里带来许多不幸与痛苦，50～ 60年代他们被逐出新加坡，而现在却寄圣诞卡和贺年卡给我，称赞新加坡。当年他们骂我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什么？因 为他们看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既然这么说，那就必然如此！”

　　另一方面，李光耀对中华文化却又有发自内心的推崇。1991年他在华商大会演说中说：“那些制作《河殇》电视 影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分析问题时做得太过火，认为中国要发展，就要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观念。东南亚的华人，主要是来 自广东和福建两省贫苦农工大众的后裔，而不是文人学士或达官贵人的后裔，并没有听说状元、进士或秀才移民到南洋。然而 ，这些农工的后裔却成功了，成为专业人士、学者、企业家、经理和工程师。儒家价值观使他们家庭团结，尽力抚养下一代， 使他们接受良好教育，充满干劲，并且在压力下工作表现出色。”这些话的背后反映的真实是新加坡在求存之路上的摸索以及 应对两岸微妙关系中的文化认同背景。

　　(《凤凰周刊》专供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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